以北京为例，在就业方面，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大都需要北京户口，而私营企业则不需要。在教育方面，外地人口子女到当地正规学校上学得交两三万元左右的择校费，而与之相应的一个现象是，北京有不少小学都招不满，有的小学甚至撤并了。
社会保障也是附在户口身上的一大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得到的低保。此外，在住房方面，经济适用房也是本地居民的“专利”，低利息的公积金购房也基本只属于当地城市居民。
“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就有了，伴随整个一生。”王太元如此归纳附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和制度。从计生政策、妇幼保健到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失业、意外伤害等等，全用城乡二元户口为依据来区别对待，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不仅城乡之间有依附于户口的鸿沟，城与城之间亦如此。王太元的父亲几年前患脑溢血，也只能在老家四川的一个县城医治，因为到北京来就享受不到医保了。
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之一，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为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和方便社会治安。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最初也主要是登记管理的功能。此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我国商品粮供应全面紧张，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以户口性质为依据。户口的登记注册功能向利益分配功能异化。这种“利益分配”的角色，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逐步淡化，户籍制度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一步步松动，城市的“进口”越来越宽。
公安部欲在全国推广的进一步户改方案，可以从河北、江苏、山东、辽宁、福建等11个省的试点看出端倪，而其深入与否，主要看各城市配套政策的完善。
石家庄市于2001年8月全面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启了随后两三年的地方户改热潮。该市规定凡有合法固定住所并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居民可以申请其配偶、子女、父母与其共同居住生活；外地公民被市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商服务业聘用为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工作满一年以上或招聘为合同制工人就业满两年的、在市区购买商品房或在市区投资兴办实业及经商的外地公民，都可在石家庄市办理入户手续。
在石家庄户改一年后，接纳外来人口10万，又过一年，接纳4万，到第三年，则不足2万。该市公安局官员用“平稳良性”评价这项改革。但外来人口逐渐降低的一个原因是，2003年8月，河北全省的户籍改革启动，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条件。这一条件相对于石家庄市原先的规定要严格，买不起房的外来人口便无法落户了。
目前，“合法固定的住所”与“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是各省户改过程中对户口迁移的两个普遍应用的基本落户条件。另一个普遍的特征是统一城乡户口，不再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称“居民户口”。
在几年来对各地的户籍改革的报道中，不时出现“突破性”或“彻底”之类的字眼，而王太元指出，这些改革其实都没有突破公安部1998年的四条意见，1998年7月，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尤其是第四条：“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宣布了的未必做了，做了的未必做完了，做完了的未必配套了。”王太元说，“快慢没有意义，关键看配套，光是形式上统一户口没有什么用。”
正因为没有配套改革，郑州、济南、江苏等地都曾有过户改受阻的报道，因为一方面城市公共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另一方面，新进城的人仍有很多相关利益享受不到。
一些地方无视配套的试点也成为不成功的先例。郑州规划让市区人口在2020年达到500万的规模，20年增加300万人，但两年之内涌入的大量外来人口给郑州的交通、教育、社保等公共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不得不“叫停”——该市公安局局长姚待献称实际上是对操作程序进行规范。
2001年小城镇户籍改革全面推进之后，公安部全面推进户改的整体指导意见也已形成，即将在五个方面着手：严格户口登记、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户籍管理立法、加快人口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建设。其中，第一和第五方面纯属公安机关管理的民事信息工作，并非外界热切关心的“户改”内容。
目前进行得较为顺利的是统一城乡户口，但剥离了资源分享后的名义统一，主要是象征意义，“可以使其权益意识提高，去要求获得跟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胡星斗说。
社会上最关心的恰恰是王太元认为本不属于户籍管理内容的迁移政策。从1998年到现在，公安部的指导意见一直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条件。然而这又受到城市公共资源的约束，各地情况不一样。赵尔铎估计，即使要放开，北京、上海一类的特大型城市也将采取比一般城市更高的迁入门槛。
王太元认为，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
在王太元看来，强迫各种社会管理制度与户口制度脱钩，将迫使在户口制度掩护下的这些制度直接在各自领域改革。减少集中式跨部门、跨地域的决策，让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分别进行改革，不仅阻力小、见效快，而且覆盖面广。
然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却认为，只要存在各类公共产品方面“补贴”的落差，就会有门槛，将户籍这个大门槛取消了，其他部门仍会花更大的成本造出更多小门槛来。“弱化乃至最终消灭户籍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尽快缩小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落差，促进人口的均质化。”
最终，鉴于户籍所牵连到的其他领域和各地情况的差异，王太元、赵燕菁都认为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放权于地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在一本名为《憎恨韩流》的漫画书中，一名日本妙龄少女宣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打造了今日韩国！”书中还借助漫画人物的口说，“韩国文化没有一星半点值得自豪的地方。”
在另一本书名为《中国介绍》的漫画中，以日本女人为原型的漫画人物说，“看看当今中国，它的道德、思想、文学、艺术、科学、研究。没有一样吸引人。”
就是这么两本丑化邻国、煽动对抗的漫画书，最近4个月成了日本书市的畅销书。《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对此深入调查后发现，这类漫画书一定程度反映出日本与亚洲邻国持续恶化的关系。这篇报道19日刊登在该报网站上。
西尾干二是《憎恨韩流》漫画书中其中一章的执笔者。西尾是一名德国文学研究者，但他更享有“盛名”的一个身份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名誉会长。该编撰会近几年推出一系列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中学教科书。
西尾强烈推崇日本明治时期的哲学家福泽谕吉，后者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最有力鼓吹者。西尾认为，日本如今所处状况与福泽谕吉1885年提出“脱亚”理论时没什么变化，因为邻国(中、韩)“仍旧那么落后”。
西尾对前来采访的《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大西哲光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点没有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变化，我奇怪为什么中国与韩国什么都没学到”。
西尾说，日本应该与中国、韩国分离开，如同福泽鼓吹的那样。“现在我们还不能忽视韩国与中国……，从经济层面来说，这很难，但从我们内心来说，我们应该在精神上持有这种态度。”
大西哲光认为，自从2002年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以来，韩国作为日本的挑战者，在各个领域都展露峥嵘。同时，以韩国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韩国文化“韩流”，也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出口带来不小冲击。“韩流”尽管受到不少日本女性追捧，但也在日本社会的另一面掀起反对“韩流”浪潮。
《憎恨韩流》就在这么一种背景下出笼。名为山野车轮的一名日本年轻漫画家一开始在个人网站上发表这部作品，后来由“晋游舍”出版社结集出版。一上市，这本漫画书就创下36万册以上销量。出版此书的编辑之一山中进(音译)说，他们没有想到会创下这么大销量，“当我们揭开盖子时，才发现这么多人有着类似的(反韩)想法。”
《中国介绍》一书更是歪曲历史的集大成者。这本书一笔抹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甚至把推行细菌战的731部队美化成抗击中国的日本军人“保护神”。书中还“请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指责中国说，“我听说日本暴发的大部分流行病很大程度来自中国”。
这些漫画书还无不例外交织着对亚洲国家的优越感与对欧美国家的自卑感。漫画中日本主人公一般都是大大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和白人脸型，而韩国人则被描绘成黑头发、小眼睛以及典型亚洲人脸型。
“日本人必须比敌人长得漂亮，”一名作者这么解释说。这在描绘日俄战争的漫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场发生在上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沙皇俄国。于是，出现在日本漫画家的笔下，日本士兵比俄国人还高大，脸型比他们的白人敌人更像欧洲人。
令《纽约时报》记者吃惊的是，这样两本充满鄙视，煽动仇恨的漫画，几乎没有遭到公众、知识分子或者主流媒体的批评。相反，日本最保守的《产经新闻》还赞美《憎恨韩流》一书“极其理性，没有失去平衡感”。
日本一桥大学历史学者吉田裕分析说，随着民族主义者与复古主义者开始掌控日本公共舆论，个别要求诚实对待历史的声音被压制下去。
“缺少自信，所以他们需要编造故事治疗，”吉田说，“即便我们指出故事不符合事实，他们照样无动于衷。”(完)(新华社特稿作者武勇)
郭树清是在一个值得大家关注和期许的时候就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前任请辞震动全国、建行
郭树清也是在一个充满悬疑的时机走到中国金融改革最前沿的：改革能否成功？上市能否实现？……
建行在港上市，喝彩声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定价是否合理？引进战略投资者值不值得？国有资产流失没有？……
“疑问是件好事，反映了人们对金融改革的关心！”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履历，培养了郭树清稳健、严谨和勇于面对的风格。“这样，人们可以有机会了解更多建行上市的幕后新闻。”
坐在建行总部22楼郭树清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从人们的一个个质疑开始。
质疑一：建行上市的超额认购那么多，说明这样的价格卖便宜了。定价时，建行充分考虑巨大的网络、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了吗？
记者：金融界称，建行上市是全球资本市场近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公开发行，但也有人反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树清：最新情况是，经过一段平稳运行之后，我们的股价开始上升，价值约12亿美元的超额配售成功实现，总的筹资额达715.8亿港元。每股的市净率为1.96倍，市盈率为14.7倍,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国际最先进银行的即时交易价水平。
建行上市后交投活跃，但绝大多数交易围绕着发行价，没有暴涨暴跌。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们怎么能对市场估计得这么准确呢？我开玩笑说，我们使用了每秒100亿次的计算机。天时、地利、人和，多种条件汇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个结果。
有人说，我们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价格超过汇丰银行、美国银行没有道理。确实，在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行机制方面，我们与国际一流银行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不利因素。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潜力世所罕见，我们银行业的增长前景胜过外国同行，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我们已采取的行动都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我们定价的有利因素。只要把两类溢价因素都考虑清楚，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郭树清：这次建行股票的香港公开认购超过40倍，国际机构超过9倍，市场反映热烈，但远不是最高水平。我们提过两次价格，投机的空间已经很小，不可能像某些朋友想象的那样，提到只剩一倍多认购的程度，那样就很可能流盘、失败。
资本市场的规律是，当大家认为你定价较合理时，可能有许多人来下订单；如果认为你不合理，可能连一倍都保证不了。
至于建行的无形资产，当然不会遗漏。招股说明书修改几十次，路演会见了几百家机构，还有几十家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的专业分析师各自独立写出研究报告，可以说把我们每项长处和短处都翻腾了许多遍。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改变所有人的看法，但必须保证让投资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客观的图景，怎么评估、怎么判断是每个参与者自己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感到十分满意。
质疑二：对美国银行来说，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卖得太便宜了。建行在国内拥有网点1.4万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为12%，花20多亿美元就堂而皇之的进来，等于让美国银行坐享红利。
记者：美国银行和淡马锡这两个战略投资者入股建行时的价格都明显低于公开发行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占了我们的便宜，或者说我们把建行给“贱卖”了？
郭树清：美国银行入股的市净率是1.15倍，也就是说我们1块钱的净资产卖了1.15元，卖给淡马锡的价格更高一些，为1.19倍。初一看，这与发行价市净率1.96倍相比，差得很多，但只要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价格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一致认为，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仅就转让价格而言，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特别是考虑两家机构还承诺以公开上市时的价格买入一部分股份，平均算下来，更要高出许多。
不少国际金融人士，包括欧美、香港和台湾朋友，都对我们的谈判能力赞不绝口。我们的团队接触了许多潜在的战略投资者，对所有可能涉及的问题都做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他们尤其精于计算。坦率地说，我有时甚至有点担心他们过于精明。
记者：有人说中建两行在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中，有我们对外方单方面的担保承诺，还有的条款似乎也是对外方比较有利，这是怎么一回事？
郭树清：这是一个误解。在协议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常常为一个细枝末节争得天昏地暗。
就建行的情况来说，谈判将近完成时，外部审计师还没有对2004年的财务报告正式签字，外方就提出，能否让我们保证有关建行的财务数据是完全真实的，如果将来发现有虚假并造成一定数量的损失，且经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定后，须给予赔偿。
你卖东西，怎能不敢说你的东西是真的、好的？当然，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让他们自己去查账，这样一来，时间就会拖得很长，代价就会增加，上市就可能拖后。市场瞬息万变，错过好时机，代价可能以百亿计。所以，事情的本质是，我们用一个发生概率几近为零的赔偿承诺，为国家和发起股东换来了实质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个担保在上市之后已不再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了。
质疑三：国外资本入股中国的银行，除了追逐利润外，更长远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外资银行进入我们的银行后，将轻而易举地掌握国有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将来打败我们。
记者：确有人担心，建行以全流通方式上市，可能会导致外国资本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地位下降。你以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