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份，上海嘉娜宝总经理李一群突被解职并召回总部，称有不规范行为。
实际上，跨国企业内控机制的缺失，使得它们在中国的成长深以为苦。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许多跨国公司中国分支管理机构因此染上了腐败积习。
据说在宝洁公司内部，最广泛的腐败是“10%”法则，员工所做项目的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另外一种则是宝洁员工或其直系亲属在供应商、代理商或客户的公司中拥有股权，腐败使宝洁每年在中国的直接损失不少于500万美元。2002年2月宝洁(中国)公司要求全国供应商严厉杜绝“赠送礼品、娱乐交际”及其他不符合公司商业政策规定的行为，并要求他们将员工此类行为告知中国总部，否则将终止与该供应商的合作。
在宝洁之前，联合利华也因为销售部门出现腐败行为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清理行动，解雇了中国公司约250名销售人员。
跨国企业中的腐败行为大多出现在采购与销售环节，知情人士透露：“零售企业利润的50%以上都被采购偷走了。”该人士称，目前在零售企业，算下来平均一般只有几个百分点的毛利率。例如，跨国零售巨头沃尔玛税后利率是3%，其他一些零售企业的利润率更低至1个百分点以下，甚至亏损。“而在采购中如果采购人员收取回扣，按照不同的商品部门，通常会拿到供应商回款的2%~10%不等。相当于拿走零售企业一半以上的纯利。”
一位知名跨国零售企业的员工告诉记者，前段时间，该公司辞退一名采购主管后发现，因为回扣等行为，该员工在两年内至少给公司带来超过100万元的损失，但是并没有人去追究，原因是这根绳子上并非只有这一只蚂蚱，说白了，杜绝采购黑洞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采购过程中类似的幕后交易，不仅使企业一部分利润被采购人员中饱私囊，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一些不太合格的甚至是假冒伪劣的商品进入卖场、超市，并在市场上蔓延开来。
用ChinaWhys公司PeterHumphrey话来讲，这些腐败分子的存在就像吸血鬼一样，如果不杜绝他们，企业最终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走向死亡。
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长达30年的PeterHumphrey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在华的跨国公司，他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跨国文化方面存在盲点。他说：“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这对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要求它很快地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中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这种差距恰好为一些人提供了牟取私利的机会，被一些不利于公司健康发展的人所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跨国公司总部与中国分公司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强调人际关系，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就曾经为这些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特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记者了解，在华的外资企业一直以能聘用到像被花旗集团解雇的任克英这样神通广大的本地人士为荣，因为这些人士，它们才得以在变幻莫测的中国关系网中游刃有余。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开展业务时对本地员工的行事方式缺乏了解或者故意视而不见将给跨国企业招来巨大的风险，这是件得不偿失的事。
PeterHumphrey说，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时，经常会有人找上门来，声称自己能提供做生意的快捷方式，还有的人声称自己同中国的某些政府官员有亲友关系。有的外资企业就被眼前的利益冲昏了头脑，而忽视了由此可能引发的后果，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几个月以后，这些外资企业就会发现，它们将为自己愚蠢的做法付出惨痛的代价。
PeterHumphrey认为，由于目前在中国，对于企业成员的行为准则、职业操守和监管规定还不够健全，所以外资企业在考虑聘请什么人以及为何聘请他们时需要慎重从事。目前跨国公司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强，人员控制方面做得很差，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虽然都有一些职业操守方面的手册(其中包括内部控制的手册，监测、标准操作的手册以及流程的手册)，但是并没有按照手册上的规定去很有力地执行。他提出，跨国企业内部应该形成比较好的预防腐败的机制，比如，对新进来的员工过去背景的调查，以及对供应商、分销商背景的一系列调查等等。
有关人士称，不出意外，本周内证监会将公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
今日，中化国际(资讯行情论坛)公告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人们惊奇地发现，该方案包括一个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这在目前沪深股改试点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化集团表示，对价支付完成后，将划出2000万股作为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下称管理层期权)。管理层期权的认购价格为每份0.50元，行权价格为5.00元，行权成本为每股5.50元。
对于中化国际这一全新尝试，一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这件事，证监会已经做了六年，却一直没做成。现在借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东风，终于可以出台了。”
所谓“这件事”，指的就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的制订和推出”。据该人士透露，不出意外，本周内证监会就将公布这个《意见》。“这是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推出后将会立刻实施。《意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未得到股东大会批准前，不得以股票期权或认股权证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尚主席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推出这个股权激励政策，显然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进行股改的积极性。”一直致力于上市公司治理研究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荣正投资)董事长郑培敏告诉《每日经济新闻》。
荣正投资成立时，最早做的项目就是上市公司高管激励。郑培敏说：“期权对于中国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对沪深股市绝对是开天辟地第一回。1999年，网络股掀起了到美国上市的高潮。按照国际惯例，期权被写进了招股说明书。后来，梁定邦来到证监会做首席顾问。他着力做了两件事，一是力推建立创业板，另一件就是把期权制搞起来。”
“2000年前后，由吴敬琏、陈清泰领衔，成立了一个15部委课题组，专门研究期权制。很快，相关法规的草案被制订出来，摆在了证监会、国资委和财政部领导的案头。后来期权制迟迟没有定论。”郑培敏说。
郑培敏认为：“这次借股权分置改革的东风推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该《意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第八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未得到股东大会批准前，不得以股票期权或认股权证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郑培敏认为：“这一规定吊足了高管的胃口。高管想拿到期权，必须做好股改。否则，股权分置解决方案得不到股东大会批准，股票期权或认股权证都不能做。按照国际规范，股价的涨跌也跟高管利益直接挂钩。只有股票涨了，行权才有意义。这个政策将上市公司、大股东、小股东以及高管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
据了解，国资委正在制订《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但对于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资委并未有过明确表态。在这个《意见》出台后，国资委将会制订一个相对应的原则性意见。
郑培敏预计，在股改过程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公司会选择利用期权等方式激励高管。“人力资本集中的、对人才要求大的企业会，垄断型企业可能无所谓。举个例子，中兴通讯、清华同方等科技含量高的企业，非常需要股权激励。股票期权的核心是用于激励人力资本，刺激高管参与全流通的积极性或许只是一个短期目的。”
“现在有些公司不是缺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动力吗？推出期权，用利益促使这些高管去做，赶他们上架，这是一件好事情。”金融证券专家易宪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
易宪容说：“几年前就有人认为，应该推期权。但是推的跟欧美通用的不一致，当时我不赞同。现在和股权分置改革联系起来，有一定的可取性。制订《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就是要将上市公司高管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两者要严格对称。在确定激励方法的同时，也要注意关于高管的惩罚性规定。今后出了问题，就该进行严惩。假如只有激励没有处罚，也不行。”
易宪容认为：“既然制订了这个政策，监管机构就该研究如何落实，若落实不了，应该马上调整，以建立更加适应国情的期权制度。在程序上，按照规定做，先做了，再调整。这一制度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激励呢？《每日经济新闻》获得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草案)第二条显示：“本规范意见所称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上市公司以股票、股票期权、认股权证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适用本规范意见的规定。”
一位参与制订该《意见》(草案)的专家表示：“以股票的方式，要等《公司法》修改后才能实施。《公司法》将会修改回购股票的相关规定，回购的股票可以作为库存股，用于奖励上市高管及其他核心员工。而期权和认股权证，马上就可以操作。”
现行《公司法》第149条是实行股权激励制度的最大障碍。该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不以注销为目的的股份回购行为。
《意见》(草案)第十六条规定：“拟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通过以下方式解决标的股票来源：(一)公开发行新股时预留股份；(二)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而第二十三条则规定了认股权证的来源：“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或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凭证。”同时规定，激励对象可以其所持认股权证在规定期间内以预先确定价格或条件购买上市公司股份(“行权”)，也可以自可行权日起转让所持认股权证。
郑培敏预测，股票期权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因为按照沪深交易所已经推出的关于权证规则的“征求意见稿”，满足条件可以做权证的上市公司只有100多家。而期权在国际上更规范，所有做好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只要想推出期权激励，都可以推。
郑培敏认为，目前推出这个政策有几个好处。“一是股市正处于低位，期权有价值；二是可以借股权分置改革的东风。股权分置下，股价是扭曲的。未来几年，按照尚主席的说法，是转折之年。股市若走牛，也就意味着高管的股票期权能得到一块收益。显然，只要做得好，应该能得到这个收益。因此，能得到上市公司高管的支持。”
他强调，股权分置改革是让大小股东利益趋同，股权激励就是让外部股东与内部经营者利益趋同。所以，配合股权激励措施的股权分置改革才是彻底的、立体化的公司治理革命。
他表示：“例如，首先应该股东会通过。但是，是通过类别股东会还是一般的股东会，都要有明确规定。要注意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获得全体股东的一致认同。”
宣伟华认为，“由于市场不够成熟，过去无法推行期权等激励制度。有的公司做了，因为涉及国有股东的利益，监管部门不同意。但是，按照国际通用的公司治理模式，期权又是必须的。现在因为股权分置改革而推出这个政策，具有很强的适时性。从长远上看也有好处，有利于公司维持一个好的业绩。既然迟早要推，现在推更合适。”
宣伟华说：“这个政策会成就一批百万富翁，但不是一夜成就的，因为有行权期和行权比例的限制。国外也是这样，这是合理的。”
华源发展董秘王长虹也对这一即将推出的政策表示了认同。他说：“政策本身是可以激励、稳定管理层的，还可以防止利用上市公司进行经济犯罪。毕竟如果公司治理好了，股价涨了，高管收入会因此而提高。做好了，你的期权就有价值了。”
刚刚结束的亚欧财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着重谈了广受国内外颇为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下月召开的八大工业国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的热度再次如入夏以来的气温，迅速升高。
温家宝在本次会议上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主动性，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总的来说，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面向市场、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种表态被很多分析人士看做是中国进行汇率改革的既定原则，而核心意义仍是说汇率改革是中国内政，如果国际压力减弱，人民币汇率改革便会“出其不意”、伺机而动。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升温大概始于2004年年初。之所以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与日俱增，起初是来自于国际上的呼声，但摒弃“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的思维模式，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才是根本原因。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经济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已经迫在眉睫。“人民币升值不是在外部压力下的一个牺牲性选择，而是一个机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说。他认为，中国目前存在以下7个现实情况：中国大规模输出资本；巨大的外汇储备风险；没有先例的双顺差；贸易条件恶化；储备条件恶化；全球低利率与资产高价格；世界真实利率与国际资本流动。
宋国青认为，在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迫不得已选择了相对低估本币价值的政策刺激出口和鼓励外资进入，这些政策意味着很高的代价。在内需走强以后，可以放弃这个代价了。如果继续采用已经显示出不合适的政策，将会造成更大的国民财富损失。
连续几年，中国出现了大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双顺差。所谓双顺差，是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经常账户主要包括商品贸易账户、利息和利润以及劳务支付。资本账户是记录所有的资本流动。两者双顺差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而在一项统计分析中，除中国外的11个大国在总共近300年中，只有加拿大在2000年出现了双顺差占GDP比例都超过2%的情况(结论来自：陈仪，中国双顺差现象报告)。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必然导致央行的官方储备急剧增长，近年来，中国外汇官方储备增长量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033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20倍。2005年3月末，外汇储备已经达到6591亿元。
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外汇储备条件恶化。“从2003年1月到2004年12月的24个月中，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累计上升了17%(年利率为8.2%)，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几何平均值为1.2%。按着两项数据计算的真实利率为-6.9%，以当前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的倒数作为外汇储备真实价值的度量，则外汇储备的期望真实报酬率约等于上述真实利率。可以确定，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遭受真实价值的巨大亏损。”宋国青曾在报告中如此表示。
他的话并不难理解。外汇储备通常是贸易顺差余额与国外投资余额的合计，如果将外汇储备看做储蓄，那么以美元为主要资产的外汇储备所得的“利息”可以简单看做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同时，外汇储备用来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两者之差就是真实利率。由于美元长期低利率和随着美元贬值引起的进口价格不断上涨，从过去一段时间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遭遇负的真实利率。“中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报酬率损失约为每年5%。”宋国青教授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议仍然存在，“对于人民币升值目前有几方面的担心，一是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二是中国生产能力过剩；三是金融问题；四是利用外资有利性的问题；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宋国青说。“但我的看法是，人民币当升不升有百害而无一利。”
宋国青认为，人民币不升值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就是说，人民币维持目前的汇率不动既损害了财富，同时还抑制了非农就业。他认为，用输出资本的办法来增加就业不合逻辑。
按GDP比较的方法，去掉第三产业只比较第一、第二产业，中国在总量上已经超过了德国而成为第三经济大国。如果考虑增加量，中国已是第二经济大国，在货物贸易增量方面则是“世界第一”。中国走出通缩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其良好的促进效果也会反过来从正面影响中国经济自身。
毫无疑问，如果人民币有较大幅度升值，使中国出现较大幅度贸易逆差，会对全球经济尤其近邻经济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升值而出现中等程度通胀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也会很快增长，同样导致贸易逆差。这样的情况不仅有政策含义，也有重要的投资含义。
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困扰，在此轮宏观经济过热中表现无遗。“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收支持续盈余与资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货币与信贷过度扩张，从而引起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事实表明，央行的对冲操作难以消除外汇储备资产迅猛增长而产生的货币供应。国内银行体系越不健全，风险管理与信贷配置的能力越弱，国际收支盈余最终诱发过热与泡沫的风险就越大。政府宏观调控行政手段主要针对特定的所谓过热行业，但整体经济的流动性过多才是真正症结所在。”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表示。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不可避免。”宋国青认为。“从前景看，上策是直接升值；中策则是通货膨胀；下策是调税或者调税加行政控制。汇率调整应当是第一位的。”
本期财富之旅主角赵志刚在创业这一条路上走的格外出彩，从创业初期只有2万元到现在已经拥有资产上千万元的公司，从创业初期的只能租700多元的简陋办公间到现在在华强北中心地带拥有200平米的写字楼，这一切赵志刚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来完成。他的创业思路和成功经验可以给一些准备“趁早”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借鉴。
2001年3月，26岁的赵志刚揣着自己仅有2万余元积蓄，带着自己美好的梦想南下来闯深圳。一段时间过去了，赵志刚在人才市场上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就每天在深圳的华强北、东门一带逛逛，希望碰到新的工作机会。一天他走在华强北的大街上，一块巨大某美容院的广告牌吸引了赵志刚。他下意识的摸了摸口袋里新买的手机，脑子里猛的想到：“手机可以美容吗？各个手机厂商虽然每年都要推出许多款型，但批量式的生产使许多人拥有同样的手机，这些肯定不能满足现在追求个性化的人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啊！”赵志刚激动起来，不禁为自己想法喝彩。
有了想法以后，赵志刚就开始行动了。因为每款手机的外型不一，要把手机整个都包上个性化的图案得需要相应形状的贴纸，得根据手机的外观设计出相应的贴纸。赵志刚报着试试看的想法，在网上论坛上发了帖子想找一个软件工程师帮他设计这样类型的软件，很快就有一个有类似经验的软件工程师和他联系上了，愿意为他设计这个软件，费用为1万元。赵志刚提出因自己资金有限，软件设计的费用实行分期付款，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立马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400元现金，作为首期的费用。也就是这样赵志刚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