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记者在张掖市甘州区检察院值班室，对遭到群众围攻的三名男子进行采访。他们自称是永昌县公安局的，其中一位是陆副局长。陆副局长说：“我们此行是执行公务，涉及的案情现在无可奉告。”下午4时30分，金昌市公安局和永昌县公安局的领导到甘州区检察院处理此事。
记者采访了金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张永生支队长，他说，永昌县公安局陆副局长一行是执行公务抓捕吕伟年的。吕伟年两年前在永昌县有宗伤害案，以前执行过两次，因其家属围攻没有执行成功。此次陆副局长亲自带队抓捕，手续带了，也出示了，但都被吕伟年的亲属抢走了。截至记者发稿前，此事还未有结果，本报将继续关注。
张队长称，永昌警方的人发现了吕伟年，便由侦查员蹲守，陆副局长和张掖警方联系了，但吕伟年在路上出现时，他们便火速实施抓捕。本报采访组
新华网北京6月24日电(记者赵卫)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仪式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监誓并会见了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悬挂着鲜艳的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上午9时，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宣誓就职仪式开始。仪式由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主持。他首先宣读了任命曾荫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437号令。随后，曾荫权面向温家宝总理宣誓。宣誓完毕，温家宝向曾荫权颁发了国务院令。
仪式结束后，温家宝会见了曾荫权。温家宝对曾荫权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祝贺。他希望曾荫权带领和团结香港特区政府和广大民众，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温家宝强调，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曾荫权对中央政府的任命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依法履行职责，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不辜负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期望。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唐家璇，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晖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宣誓就职仪式和会见。参加宣誓就职仪式的还有曾荫权的夫人曾鲍笑薇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等。(完)
12岁女孩被同学扔来的课本砸到额角昏倒，老师竟不知道急救电话号码。花季少女离奇死亡，学校和当事人家长出3500元“私了”；校方称孩子是自然死亡，并威胁家长“报案要花几千元”——
彭玉婷，一名12岁的花季少女，课间被同学扔来的课本砸到额角昏倒，老师竟不知道急救电话号码。花季少女殒命，校方和制造事故孩子的家长共出了3500元“私了”事故。彭玉婷所在的学校，海南省临高县博厚镇洋大村小学向上级报告称，孩子是自然死亡，并威胁家长“报案要花几千元”。
2005年6月3日，洋大村小学上午第二节课下课没多久，二年级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喊声：“老师，快来啊，有同学昏倒了。”孩子们的呼救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老师们的注意，当老师赶到现场时，看见12岁的学生彭玉婷直直地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现场的孩子们说，彭玉婷和班里一名13岁男同学打闹，男同学从两米外把课本扔向彭玉婷，书角正好打到彭玉婷的额角，彭玉婷刚想弯腰拣书，却一下子昏倒了。
校长彭新慧立即让一组学生跑到彭玉婷家里喊家长，另一组学生到离学校200米远的村卫生所叫医生。正在做家务的母亲一听，拔脚奔到学校，见状，不知如何是好。去卫生所的学生跑回来报告，医生说医院病人多走不开。心急的母亲抱起孩子就向卫生所跑去，个头矮小的母亲一路踉踉跄跄，跑到半路摔倒在地，校长接着抱起孩子送到卫生所。
村卫生所的医生黄学看到送来的孩子脸色苍白，瞳孔扩大，听心脏有微弱跳动，呼吸已经停止。黄学知道情况严重，便打电话给正在田里干活的父亲———一位行医30多年的赤脚医生。10多分钟后，老医生赶回，认为卫生所条件有限，挽回乏术。黄医生拨通了临高县急救中心电话。半小时后，临高县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赶到，当值的林医生听了卫生所医生描述的症状认为，应该是脑部受损导致的事故，并当场判定孩子已经死亡。
看着平日健康活泼、早上还蹦蹦跳跳去上学，如今却是千呼万唤再也醒不来的女儿，家属悲痛欲绝，质问老师为何不早点拨打急救电话？老师回答，不知道电话。
在洋大村村长的主持下，校方出资1000元，制造事故一方孩子的家长支付2500元，作为安葬费，并让孩子的爷爷签下了收款字条。
事后，6月5日，洋大村小学分别给镇教育办公室和临高县教育科技局打了报告。这份关于彭玉婷的死亡报告共200字左右，报告中称：“彭玉婷在第二节课后休息时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休息，突然头晕倒地，并口吐白沫，全身抽搐……
学校领导及教师听到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10分钟内与家长一起把病人送到当地诊所抢救，同时拨通120……10时10分，120急救车赶到，确诊已死亡”。
博厚镇教育办主任黄文容说，确实接到了洋大小学关于此事的报告，也认为属于学生突发死亡事件，学校已给了家长1000元的安葬费，报告也已递交到县里。
临高县教育科技局负责基础教育的副局长黄朝阳说，接到洋大小学打上来的报告后，他已经找了洋大小学及所属管区教育办了解，说是医院已经证明死亡，属于自然死亡，也已经处理完毕，既然报告清楚，就没必要一一核实了。
事发当日随车出诊的临高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护士长梁素珍看了该报告，却指出死亡报告与临高县人民医院电话呼救记录存在多处不同她拿着呼救记录对比说，10点钟才接到的报诊电话，报诊人是洋大诊所医生，而不是学校；急救车10时02分出发，到达时间是10时30分，不是10时10分。梁护士强调，当天她严格按医院规定，对照着时钟，在报诊记录里填的清清楚楚。
洋大小学教导主任冯聪华说，校长具体什么时候给上级打的报告，什么内容，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彭玉婷的家属说，洋大小学的报告是假报告，意在欺上瞒下，逃脱责任。彭玉婷的父亲彭海干说，制造事故的家长给了我们2500元钱，孩子爷爷还写了收据，这明显是两个孩子打闹造成的安全事故，学校有直接管理责任，却在报告中说孩子是自然死亡。
彭海干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女儿死去的事实，但他却不知怎样为死去的女儿讨个说法。彭海干说，开始的时候，也想到派出所报案，但校长和村长劝阻说，不要报案，有什么事他们负责，报了案说不定会花几千元。家里这么穷，怎么负担得起？
但前来彭海干家探望的亲戚认为，学校没有采取及时的救助措施，好好的孩子死在了学校里，应该找学校要求赔偿。
彭海干和亲戚们再去找学校提出赔偿要求时，学校领导却说，已付过安葬费，算是私了了，学生是自己病死的，学校没有任何责任。
彭海干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临高县公安局的已退休的派出所所长王礼青，王礼青愿意免费为他打官司。王礼青告诉记者，女孩儿的死学校负有逃不脱的责任，是学校的管理疏漏才造成学生在校期间肆意打闹。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都已明确规定，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目前，王礼青已帮助彭海干报了案，彭玉婷校园离奇死亡案已进入法律程序。
中新网6月24日电(记者邢利宇)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希望曾荫权先生不负众望，恪尽职守，奋发进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见开始时，胡锦涛对曾荫权说：“我记得我们五月十六号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再次见面。首先我要对你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祝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补缺选举中，你能够获得七百一十四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和支持，顺利当选，被中央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不仅表明香港社会各界对你的认同和支持，也表明中央对你的高度信任和期待。我送你一句话，希望你不负众望，恪尽职守，奋发进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
曾荫权说，今天早上我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过任命状，心里感觉无比激动、十分荣耀。中央政府的信任，香港市民的支持，以及选举委员会的肯定，使我坚信“一国两制”的事业是成功的。为国家、为香港做点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我一定会努力做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工作，未来两年努力缔造一个更和谐、繁荣、朝气蓬勃的香港。
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各种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我国的现代转型，使人们“恍然大悟”地理解到，其成功必然寄望于市场空间的拓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如今改换了称呼，叫公民社会。
这种依附型的现代转型，使得人们天真地或不怀好意地为“市场经济”、“公共空间”、“中产阶级”呐喊助威，我国的“白领”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粉墨登场”。作壁上观的阶层或人们要么沉默，要么突然间暴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他们看着这个年轻的阶层如猴一样被戏耍。
除了对知识分子的爱恨交织外，社会、民间也不吝表达对白领的关心。人们已经在顺口溜里表达了对白领们的嫉羡，并用自己的等级观念为白领们分类：“一等女人嫁美军，二等女人嫁皇军，三等女人嫁国军，四等女人嫁伪军，五等女人嫁……”这种势利且不论，白领们确实承载了太重大的社会使命：人们希望白领们先富并带动女人家眷进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人们希望白领们能够独立于传统的体制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
当是时也，白领们也确实表现出一种新鲜气象。他们有自己的形象标识，“绝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主流生活价值，他们很早就拒绝了。”但他们自成了主流，无论他们如何另类、各色，他们确实消解了“崇高”，他们给我们社会引进了“格调”。白领成了青春永驻的代名词。他们制造了时尚，引导了一个传统的土得掉渣的社会如何吃穿，如何使用电器，如何进行网络的虚拟生活。
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为，一个社会总有中间层起着稳定的作用，甚至在60年代那样一个总体性社会里，尽管社会运动不断，却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是因为它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利益有所保证的中间层在社会结构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得他们完全可被称之为“准中产阶级”；当代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国社会，如要评中坚力量，评选“准中产阶级”，也许人们都会推选白领们。
但这个阶层缺乏自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总是被他人命名，比如被称为“小资”；他们缺乏大的社会关怀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跟“愤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冲击了传统体制，比如“单位社会”几乎被他们冲垮，他们没有表现出大的社会关怀，但他们的关心是具体而细微的，在环保、动物主义、发展主义、女权、弱势等领域，白领们是先行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时移世异，单位社会跟市场联手反噬他们，白领就成了待宰的洁白无辜的羔羊。股市、房市、车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单位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白领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只是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他们在我们社会里的地位，连才进城没几天的农民都看出来了：他们哪里是中产阶级，要说今天的中产阶级，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一体化或联盟化的公务员队伍。白领们只是高级打工仔而已。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说白领回到家常，回到了一种正常的序列，就像说他们曾被不正常地对待过，他们从天上跌到地上，从云间跌落红尘，不过是说明白领回归了传统，或说被传统社会收编了。但一个社会的“准中产阶级”或中间力量，一个社会的转型不得不依附于公务员队伍，岂不是比指望白领更有悲喜剧意味。改革开放一圈，社会结构在增富中回归了它的本性。那些指望中产阶级、市场空间、白领、公民社会的朋友不知“伊于胡底”。
让一部分人承担现代转型的重任是不切实际的，效果也不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种时代精神里消磨人生。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从赞美发明承包制的农民，到指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经济能人和企业家，到公务员；从温州模式到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上海；从改革一代到新的人类；从白领到志愿者；从阶层到地域到代际到义务奉献，我们做了看客，也做了吹鼓手。社会福祉和个人心态如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作者为北京著名学者)
白领是第一批冲出体制重围的先行者，由于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先锋性，一度被社会寄予厚望。他们的一言一行被打上时代标签，被改革者注意着。
由于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中层，白领是最为温和的力量，也似乎正因为此，在政策设计者们对下层弱势群体关爱和同情，又对特权阶层和巨富人群鲜有约管的情况下，在仅仅出现20多年后的今天，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
魏红芸1980年出生，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到今年8月份，就工作满两年了。现在的她，是一家民营公关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一个年轻的北京小白领。
在这家30人规模的公司里，作为经理助理，魏红芸要负责协助公司内部的行政、人事管理、经理的业务助理、管理图书、后台资料、写各种综合报告、组织培训等工作。虽然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大量的仍是重复性和事务性的工作，有时候下班回家还要写报告到凌晨，魏红芸时常感觉自己就像个卖苦力的。
每天早上六点半，魏红芸都要和手机闹铃搏斗半天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她跳过一次槽，因为原来的公司在北京西三环，现在的公司在朝阳区光华路，她的小窝没及时跟着搬过来，坐空调大巴上下班，路上不堵车也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早上七点钟还没出门，因迟到扣钱的风险就很大了。冬天，为了能多睡会儿，她常常带上毛巾到公司洗脸。晚上回到家总要八点多，想着没过几个小时就睡觉了，为了怕胖，晚饭只吃菜，不吃主食。
魏红芸所在的部门是六天工作制，这是要来上班的时候就谈好了的。魏红芸现在承认，当时真没想到一周工作六天是这么要命的一件事。读书的时候魏红芸有个要好的男孩子，去年两人开始真正处朋友，但只交往了半年就分开了。“真没时间谈啊。”魏红芸说。
她不存钱，也存不下。最大的花销，就是买衣服。公司对员工着装有严格的规定：有客户来的时候必须正装，平时必须穿有领、袖的上衣，裙子不能超过膝盖，夏天的鞋子不能露脚趾。有一次，魏红芸穿了一条坎袖的裙子上班，被领导严厉批评，勒令今后必须放一套正装在公司。魏红芸比较注重牌子，她买一套职业装的价位基本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
在魏红芸看来，现在的公司并非理想，但比起第一份工作来，已经好得太多。在第一份工作中，初涉职场的她不留神卷入了一场办公室政治的旋涡中，离职前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天天下班后就钻进路边的电话亭，躲开同事和室友，在IC卡里跟妈妈哭诉工作中的委屈，站着哭到天黑。-
最近，拉姆斯菲尔德颠三倒四地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评论，到目前为止的最后版本是：“中国不仅现在，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逼迫欧盟取消了关于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决定，并对向中国出售无人机的盟友以色列挥舞起制裁大棒。
其实，美国国防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迟迟不能出台，已经说明拉姆斯菲尔德们大肆宣扬的“中国威胁论”还不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观点。那么，美国还有何理由对华实行“军事封锁”呢？原来，拉氏的另一个说法在美国国内还有很大的市场。他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说：“既然没有任何国家威胁中国，人们一定在想中国为什么增加军事投入？”当然，他的这番话立即遭到在场中国官员的反驳：“你真的相信中国不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吗？”
美国2004年国防预算开支为43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在其后的五六个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人们倒要问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准备进攻美国，以至于它要维持这么大的国防预算呢？当然，美国会拿恐怖主义说事，但单凭这一点是很难服人的。其实，关于安全观问题，世界各国已经和美国进行了难以计数的辩论，但美国自有一套说词和逻辑，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在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看来，中国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国家准备向中国发起进攻。他们甚至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制造事端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会觉着自己不安全呢？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展军事力量呢？
然而，对于拉氏们来说是疑惑不解的问题，中国有着明确的答案。一是现实的安全需求。中国目前周边形势还算安全，但中国与邻国间的领土纠纷还没有完全解决。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高度依赖能源运输通道的畅通等基本条件，不能把希望寄于别人，必须做好在某些情况下自己维护安全的准备。而最为突出的还是台湾问题，中国比谁都更想和平解决，但这种愿望有多少现实的成分，谁都清楚。
二是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的历史让中国人形成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即落后就要挨打。当然，今天的形势与当年列强瓜分世界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但是，利益和尊严的维护必须依靠现实的手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谓安全，就是利益免受威胁的状态或程度。美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安全环境。对美国来说，历史的伤疤要少得多，现实的环境要好得多。中国的利益，美国并不全都认同；自然，中国所持的安全观，美国也不赞同。但是，中国的利益是要由中国人来界定的；中国是不是安全，也还是要看中国人自己怎么判断。拉姆斯菲尔德根据美国利益给中国设定了安全标准，并做出种种不明智的举动，只会损害中美关系。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朱运礼酒后驾车时，拉响警笛与同车人追打一位骑自行车老人，在库尔勒市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朱运礼最近受到停职检查的处理。
5月14日19时，朱运礼和两位朋友酒后驾驶一辆“尼桑”牌小轿车，拉响刺耳的警笛，追赶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并随后拦住了老人的去路。
骑自行车的老人名叫李相民，今年65岁，退休前是焉耆回族自治县文化局秦剧团导演。李相民扶着自行车，看到两个人从小轿车里冲了出来。他刚要让路时，一个人上前就是一耳光，李相民戴在鼻梁上的石头眼镜掉在地上摔碎了。打人者的恶行引起路人的愤慨，有些人围上来指责，有些人向公安部门报警，并拦住小轿车的去路。
经库尔勒市公安机关调查，开“尼桑”车拉响警笛追赶李相民的人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朱运礼。朱运礼说，当日他和两位朋友酒后驾车途经一路口时，看见一位老人骑自行车横穿马路，他对汽车采取了紧急制动，碰坏了车内一位朋友的牙齿，这位朋友让朱运礼驾车追赶。朱运礼承认自己摔坏了李相民的眼镜，但否认打了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