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必然有降低成本、寻找新利润点的冲动。而有了行业内有效的自律和互相监督，这就使得食品企业无论如何作为，都不敢越过一条红线———公众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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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多数台湾电子业者在激烈市场竞争下都面临利润趋薄的情况，而鸿海却能以灵活的经营模式获得较丰厚的利润，它的经营模式受到青睐，据悉《商业周刊》正在对其经营模式进行研究。
报道指出，鸿海的生产项目相当广，包括零组件及成品。这使其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生产成本较低，因此，甚至在降价竞争的情况下，该公司仍有不错的获利。
另外，由于鸿海很早就洞烛先机，将生产线移往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也降低了自己的成本。据悉，目前鸿海在祖国大陆的生产线雇用的工人多达十万人，在捷克、匈牙利、巴西及墨西哥也都有工厂。
鸿海的创办人、董事长郭台铭正积极巩固公司的领先地位。今年1月，其子公司富士康科技在香港上市，筹集了4.33亿美元的资金。5月13日，鸿海购入奇美集团的手机生产部门，5月18日，又与惠普达成协议，收购惠普在澳大利亚的工厂。
报道指出，郭台铭希望继续扩展鸿海的生产项目，目前，该公司已投资生产液晶显示器及网络电话机，同时还投资了3.5亿美元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据悉，郭台铭的另一项计划是成为全球主要的汽车电子装备供货商。(海客)
消息人士称，中国近期正在就是否采用新加坡金融监管当局所运行的一篮子货币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这种汇率机制作为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的折中办法，因此引起了正经受较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我国外汇监管者的兴趣。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央行开始分批派人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学习，其中有一部分学习重点就是研究新加坡汇率机制。据悉，该安排已被列入央行计划，今后将会源源不断地从基层和总行选拔人才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培训。
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检视区域内别的国家一些有参考价值的金融改革选择方案。此外，央行也曾特别征询民间学者和从业人士，还向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外汇体制相关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征求改革意见。
在谨慎但又迫切的征询过程中，央行特别注意到新加坡的汇率制度。新加坡自1981年以来开始实行“管理式浮动”机制，这种制度介于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以及由市场决定汇价的自由浮动制度之间，有央行的学者和官员就认为，新加坡的外汇体制比较适合中国目前就人民币汇率改革所面临的诸多状况。
据一位长期驻新加坡的国有银行业者介绍，新加坡把新加坡元盯住可以反映该国贸易形态的一篮子货币。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相当于新加坡的央行)并不对外宣布这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成分，而是根据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必要时随时加以调整。渣打银行驻新加坡经济学家陈约瑟(JosephTan)对这样的外汇结构解释说：“大家都绞尽脑汁猜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做法。”
“总体来说，新加坡的汇率表现相当平稳，而且常能有效地自我调整。”陈约瑟说。
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对此也表示，新加坡的这种方法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既能让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实现让汇率更具弹性的承诺，又不至于对起伏不定的资本流动大开门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和新加坡在外汇领域尚未有正式合作文件签署，但是上个月晚些时候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经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共享两国保险企业的监管信息，这让学界和金融界对于我国进一步借鉴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格局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我国在汇率改革问题上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走“集体路线”。5月底，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央行在韩国汉城举行会议，签署了双边信用互换协议。
与此同时，印尼、新加坡和泰国的央行总裁也在新加坡举行了相关会晤。据熟悉此项区域性央行会议的有关人士介绍，当时与会的泰国央行总裁帕蒂亚通表示，一项旨在协调地区各国汇率机制，并确保各国汇率在设定区间内波动，以促进地区稳定和经济成长的举措目前正在酝酿当中。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一旦我国结束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将导致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升值，尤其是韩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币和港元升值。但是，泰国央行总裁帕蒂亚通也表示，他相信中国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而重估人民币汇率。“如果中国选择调整人民币汇率，那也是为了亚洲而调整。”他并补充称，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目的将是促进亚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成长。
“最近有太多的厂商都在跟迪信通谈超低价手机进入卖场销售的事。”记者一提到“低价手机”四个字，北京迪信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东海就脱口而出，“他们同时也在跟运营商谈合作的事儿。”
在近日炒得沸沸扬扬的手机新闻中，“超低价”无疑成了最吸引眼球的字眼。尽管真正上市的机型还很少，但由此手机厂商的市场份额之争已经揭开新幕。
北京迪信通投资有限公司产品部副总监邢真告诉记者：“传统意义上的低价机价格在1000元左右，或稍低。在这个市场，国产厂商占了绝对优势。”记者从一名波导的经销商口中得知，该价位的机型，厂商的毛利大概是100元左右。
而赛迪顾问分析师蒋利峰则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低价机只是一些厂商的“低价销售策略”，即在手机零部件配置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国产手机的价格平均要便宜100元～200元，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市场。而现在市场上热炒的超低价手机则是用成本的超低来实现手机价格的超低，两者是有区别的。
据记者调查，超低价手机的市场销售价格均在500元左右，甚至更低。在如此狭小的价格空间中，手机厂商既要实现自身的利润，又要维护产品的质量和高效的售后服务，“这无疑是一场危险的挑战，而有资格应战的也只有像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国际巨头们。”专注于手机零部件研发的上海豪威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市场总监马宁这样认为。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超低价手机对厂商至少有三方面的要求：首先，从技术上超低价手机的集成度较高，要求厂商的整体设计研发能力必须很强；其次，从手机原材料的采购上，要求厂商足够的品牌影响力和资金实力控制原材料的成本；第三，要求厂商高且稳的出货量，还要拥有国际市场的消化能力。三方面稍有不慎，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如此而言，超低价手机入市不能不说是一场冒险的游戏。而在上述的三个必要条件中，国产手机厂商确有先天的弱势。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策略资源开发部部长赵桐告诉记者，材料成本在整个手机生产成本中占到了90%，因此，控制手机成本主要是控制手机的材料成本。
据记者了解，手机关键零部件在材料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概如下：芯片70%；机壳4%～5%；LCD5%～7%；天线1%～2%；按键0.5%～1%；电池5%；PCB(印刷电路板)5%；此外LED、峰鸣等占很小的一部分。
“芯片所占的比重最大，从理论上讲，降价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蒋利峰对记者说。
然而市场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芯片的关键技术掌握在德州仪器、意发半导体、英特尔等知名厂商手中，市场竞争并不激烈，芯片价格因此居高不下。据行业人士介绍，目前，德州仪器已经可以提供高度集成的芯片(由原来的几个芯片集成为一个)，这使得芯片的价格比原来下降了1／3左右。摩托罗拉的一位高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超低价手机将使用完全不一样的芯片设计，而这种芯片一部分会来自芯片供应商，同时摩托罗拉也将加大自身的研发，争取自给自足，以此来降低材料生产成本。
此外，“只有对手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很好的管理，有效地降低产业链成本，超低价手机才有利润可图。”马宁告诉记者。
500元的售价远不如一款高端机的利润高，这些大鳄到底为什么呢？业内人士认为：生产超低价手机更是厂商抢占市场份额的一个新杀手锏。“高端抢利润，低端抢市场。”蒋利峰用了一句圈儿里的老话来向记者解释，“大多数厂商，尤其是上市公司对自身的市场份额是极为敏感的。即使其利润仍然在增长，但只要市场份额下降，股市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马宁也认为，“超低价手机因为较大的供货量，可以使品牌的出现率增高，为品牌赢得新的客户群；另外，超低价手机所需要的大规模采购也会在手机产业链的上游采购环节增加知名度，在实际交易中拿到较低的折扣。”
作为超低价手机的发起者，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际知名厂商显然看到了自身在低端市场的劣势。“这些知名品牌转向低端市场，无疑将给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带来不小的冲击。”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毫无疑问，超低价手机的销售渠道将更加扁平化，由厂商直接供给各种零售终端。同时厂商的供货量也将加大。”刘东海认为。
据迪信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摩托罗拉、诺基亚、波导等对大型卖场都已实现了直接供货，且供货量很大。仅“五一”七天，波导价位在1000元左右的手机就售出8000多台。尽管其中每部手机卖场的利润约为100元左右，厂商的毛利仅有几十元，但薄利多销，未来随着更低价格的手机入市，这种情况只会加剧。
蒋利峰认为，游离于传统的零售渠道之外，与运营商进行捆绑定制销售，必将是未来超低价手机的重要销售形式。运营商通过集中采购手机，以“买号赠机”等形式出售手机。因为集中采购的价格极低，运营商的额外补贴显然成了厂商追逐的焦点。资料显示，在欧美国家，超低价手机是很受运营商欢迎的，用户使用运营商的号码将获赠手机，而运营商对生产厂商的补贴则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目前的数据显示，手机连锁店的销售比例为30%左右，三四级城市的手机零售店销售比例为20%，家电大连锁的销售在15%～20%之间，运营商的捆绑销售也在15%～20%之间。“未来，三大销售渠道——手机(连锁)零售店、大的家电卖场和运营商的捆绑销售的销售比例将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言外之意，运营商的比重将逐渐增加。
当荣泳霖说出这句话时，参与清华同方2005年第一届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与媒体已经所剩无几。
他们或许以为，下午现场投票结果已经成为清华同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最后结果。在6月10日下午6点，现场投票结果显示，现场表决股数303870228股(占总股本的52.88%)，投赞成票的303718963股，通过率为99.95%。
但综合网络投票与电话投票，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共有33029617股投反对票，1003719股投弃权票，通过率61.91%，没有达到2／3，股改方案流产。
当晚10点，清华同方副总裁里戈代表总裁陆致成发言：很遗憾此方案未获通过，对清华同方股价可能下跌而造成股东损失表示同情；其承诺，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发展自己的业绩，让业绩说话。此时，陆致成已经坐上了飞往内蒙古的班机。
就在当天下午，与会的流通股东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已经持股清华同方8年，他站起来问荣泳霖：“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解套？”
“陆总讲了那么多业务发展，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跟业务发展有关系吗？如果跟业绩发展没有关系，那么又如何体现跟股价的关系？如果跟股价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改革？同方为什么不能看看其他公司改了之后，然后比较一下再决定？”当陆致成在台上讲清华同方今后的产业规划时，一位到场股东打断其讲话。
为了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处长李嶂?专门买了100股。“我当时进入时的股价为10.35元，100股合计1035元。我作为100股的股东，不会对结果起作用，但要表明一个态度。”
“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会通过，我只是来争一个理字，因为我认为这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很不公平。”持股5500股的蒋源生2002年开始买进清华同方，当时股价为17元。在统计投票结果结束之前，他一直以为他反对的改革方案能获得通过。
蒋源生在会上与荣泳霖算账：“清华同方非流通股投入1.077亿元，分红已经取得1.66亿元，改革后的股东权益高达11.18亿元。而流通股东投入17.17亿元，分红仅得1.398亿元，改革后的股东权益也仅有19.2亿元。对比可以发现，此条款极不公平。”
“虽然非流通股减持后，流通股东权益有所增加，但和流通股东所付的成本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还有看不到的风险，比如业绩稀释，股价除权。这样的方案没有体现三公原则，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蒋源生不满地说。
李嶂?说：“中国股市信息披露不充分，如何保证在信息披露前，清华控股不跑掉，你们的方案没有做到保证，你们也没有办法保证。”
荣泳霖对此回答道：“股市如果绝对公平，那么就不存在股市，对股市研究的人谁都清楚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无法讨论成本问题，历史的原因形成了非流通与流通之间的共市。在清华同方的方案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如何补偿流通股东的利益。”
“关于多个方案的问题，最初同方提出了120多个方案，统计了各种数据与多位专家学者在一起讨论过，结果认为现在这种方案最好。我们考虑问题并不是占在我们的立场。”荣泳霖认为提出唯一的方案并不是强迫股民接受“霸王条款”。
股东会一楼，摆满了清华同方四大产业公司(软件与行业应用，数字电视，能源与环境，同方电脑)的产品。如果投资者上前，还有专门的解说员解说：这个产品代表了产业的未来，在市场上会有很好的前景。
陆致成会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流通之后，清华同方业务将按既定方向前进，为股东谋取最大价值。”
看好业务发展的人对清华同方还是投了赞成票。74岁的林惠新已经头发花白：“清华同方将从2005年进入第二高速发展期，清华同方经过5年高速成长之后，又经过了3年调整期，现在调整期已经结束。”其观点与陆致成一致。
“10送10的方案实施后，每股除权后的价格是6.51元。这些年来，我因为看好清华同方的前景，在股价低位时吃进了一些股票，实施全流通前每股代价是18元，实施全流通后每股代价9元，那么我很容易解套。如果不流通，同方现在每股价格9元，要涨到18元很难，因此，我觉得全流通对中小股东有利。”
对于同方高管来说，如何留住林惠新这样看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资者成为另外一种困难，仅凭业绩显然缺乏说服力，荣泳霖承认，全流通方案未获通过可能使同方股价波动，并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中国经营报》：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高发期。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过程吗？
张运成：我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高峰时期，全球贸易战经历了橡胶战、钢铁战、牛肉战，现在是对中国的纺织品战。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一直在进行斗争，从来没有改变。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突出，这种摩擦已经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环境不会好转，反而是更趋于复杂化。
达巍：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无法转移的纠纷。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纠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中美贸易顺差大，因此显得较为特别。
与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经济结构纵深更大。在日本和韩国，他们可以很快实现产业升级，随着资本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纠纷就可以转嫁到外国去，贸易摩擦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中国比较难，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纵深大，产业升级较困难。因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产业黑洞”，资金吸收过来就很难走掉，但同时贸易摩擦也很难转移到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