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子不大，开了十几年了，丈夫进货看店，妻子推车“串楼”，“啤酒、酱油、醋……”的吆喝声一年四季不曾中断。“四年一流水”的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们“大爷、大妈”，心中暗自佩服“两位老人真能干”，而老邻居们则尊敬地称呼男店主一声“孙老师”。原来这位74岁的“小货郎”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是著名书法大师启功的得意门生，退休后没能颐养天年，“弃文从商”，只是为了延续患尿毒症儿子的生命。
昨天下午2时，和以往一样，带着水果和换洗衣服，孙老师来到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子孙武刚从透析台下来，看上去很疲劳，脸上沾满汗水。放下东西，老人立刻用湿毛巾忙着给儿子擦汗。
为等待合适的肾，两个月之前孙武住进了医院，这也将是他的第三次肾移植手术。孙武今年33岁，十七年前，他被确诊为尿毒症。
“每次手术费用约10万元。”老人平静地说，“每次500元的透析，以及平时服用的药物，这么多年一共花了150万。”
孙武得病初，学校将宿舍区和家属区之间的一间房子批给孙老师经营杂货，为了多挣点钱，除了守着店铺，夫妇俩还轮流推着小货车“串楼”叫卖，儿子的医疗费大部分来自老夫妇“啤酒、酱油、醋……”的吆喝声中。
1990年退休后，进货、卖货便成了孙老师的全部生活，原为中文系副主任的他开始远离书本。为孙武做了第一次手术的医生，在十年后再见孙武时，感叹道：“这样的家庭，自费治疗十七年，简直是个奇迹。”
十五年间，从大三轮到小三轮，这个家共换了六辆小货车。“别小看了三轮，在我们家，它可发挥了大用处。”孙老师说。孙武二十几岁的时候，坐着它去北京各大医院，当时六十几岁的孙老师便是司机。孙武每次病重的时候，大声痛哭惊扰邻居，还是坐在小货车上，母亲推着他到校园的大操场上去“遛弯”，一个小时、二个小时，孙武哭完了叫完了，老母亲才推着他回家。
看着小货车上的孙武，邻居们曾多次感言“这孩子这次快……”可没多久，再次走出家门的孙武让邻居们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父母呀！”
在与两位老人交谈的过程中，小杂货店的敲窗声不断响起。“爷爷，一瓶酸奶！”“大爷，两瓶啤酒。”孙老师一次次快步走到窗前，拿货、收钱。“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了。”老人平和地说。
“开始的时候，也张不开嘴叫卖。可当时搞学术、出去讲课，都没有卖汽水、茶蛋赚的多。这一卖就十几年，想到孩子，什么架子都放下了。”老人至今难忘，一次一位年轻的母亲将孩子拉到老夫妇的小货车前，现场教育说：“你现在不听话，老了就变这样。”看了这位年轻母亲一眼，老夫妇没有解释，用孙老师的话说，“和别人说这些没有用，我们只知道勤劳工作才能救孩子的命。”
“这么多年，他们一次学校组织的旅游都没有参加过。”楼上的老同事吴老师告诉记者：“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但这样的父母天下难找。”
33岁的孙武，对父母仍十分依赖，在医院一天要给父母打几个电话。患病多年，孙武缺少三十几岁男人应有的成熟，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不断地推着近视镜，孩子般天真地回忆，“至今佩服父亲能在杂货店里住了七八年，那里极度闷热，夏天的晚上是绝对睡不着觉的，而且有一次还被人打劫，夜里满头是血回家求救，事后，仍然坚持经营小店。”
一个下午的交谈，孙武没有说更多感恩之类的话，只是说：“看过太多放弃治疗的家庭，我知道没有他们我就活不到今天。”
孙武还在等待匹配的肾，主治医生说：“患者抗体很高，手术还需等待。如果第三次肾移植不成功，今后做透析都难了。”可孙老师很乐观，“现在的生活已经不错了，不那么累了，孙武也在一天天变好。”他坚持，“只要我们活着，就要一直维持他。”
老人的学生遍布在世界各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到北京都会来看望老师，有不知道老人家事的，听到老师在学校东门附近的叫卖声后，一时间呆在了老师的面前，不知该说些什么。
“朋友和亲属的帮助，我们这辈子不会忘。”采访过程中老夫妇不断向记者讲述别人给予的帮助。亲属、学生不间断的汇款，学校领导多年的照顾，以及恩师启功三次共计一万余元的捐助。
孙老师夫妇将这些钱记在本上，能还的将一笔笔还给人家。“这些捐款虽说对孙武的病只是杯水车薪，可这份情我们得记着。”老人说。
两位老人如今虽说身体硬朗，但毕竟年事已高。伸出苍老的手，老人笑言：“茧太厚，现在摸不出真假钞了，老收假钱。”
去太阳宫进货的时候，路上经常有人在后面偷偷“卸货”，无奈，老夫妇一个在前蹬车，一个在后看车。
去年，老夫妇的退休金提高了，“加起来有4000多。”老伴王大妈说，“我也不出去‘串楼’了，腿伤了走不动了。”
现在闲时，老夫妻俩也重新拾起笔练练字，店铺里满墙诗词字画都是两位老人的“偷闲之作”，书架上的旧书、桌上写字的废报纸，与另一间屋中的啤酒、酱、醋成了老人晚年生活的全部。
答疑解惑、授业传道，这是为师之道；赐予生命、养育成人，这是为人父母；两者皆是人间至善伟大之事，这位老人都做到了。
诚如那几个工整的招牌字：勤、敬、学，老人或许早就如谙透书法那样谙透了生活，所以淡定、所以平和。
中国台湾网6月17日消息外传台军曾计划于1990年登陆钓鱼岛，炸毁日本灯塔，但因遭到当时在任的李登辉反对而喊停。
报道称，当年空降突击部队演练登陆钓鱼岛的兵棋推演，还曾经拿了遗书给队员签署，而且为了战死后的尸体可以返台，还发给队员“立可白”在衣物上写下姓名、兵籍号码，以便认尸。但最后由于李登辉和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意见不合，加以反对并在出发前喊停。
不过对此消息，台“国防部长”李杰今天表示并不知情，而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则说，“这种传言像是推理小说的情节”。（言恒）
“玉平，你安息吧！4年了，法律终于还了你公道……”日前，拿着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赔偿判决书，黎克翠泪如泉涌。
至此，引起重庆市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保险员死于公安局内事件尘埃落定：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赔偿黎克翠的丈夫王玉平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224336元、王玉平被违法留置盘问5天的赔偿金319.15元。
2001年7月27日，家住重庆石柱县的周显凤被发现死于自家房内，场景惨不忍睹：她被人勒死后，颈部被人用自家的菜刀割断，屋内到处溅满了鲜血。
时年40岁的周显凤，原是石柱烟厂的职工，后来自己开起了门市，她曾经的邻居王玉平在重庆石柱县人寿保险公司做营销员。两家关系不错，周便将全家人的保险交给王玉平做。
而就在周显凤死去的前一天，周曾打电话叫王去收保险费。时年36岁的王因此被认为有犯罪嫌疑，2001年7月28日，石柱县公安局将王叫到刑警一中队办公室进行询问。
当时，警方的解释是，王系畏罪自杀。具体的说法是，当日早上，正在接受公安局询问的王玉平要求上厕所，趁看守他的警察不注意时，撞碎5楼玻璃幕墙后跳楼身亡。
对于这一说法，王的家属难以接受：警方说法中所指称的玻璃，与走道地平面平行，框架仅高60厘米！
他们分析说，从现场来看，王玉平跳楼自杀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玻璃幕墙是被金属架固定的，而且撞碎的那块玻璃与楼道地面平行，高仅60厘米。“难道，在警察的看护下，一个成年人，他还可以弯下腰去撞下面的玻璃？他真要畏罪自杀，怎么会不直接撞齐腰高的上面那块玻璃？‘畏罪自杀’的解释，明显地违背常理。”
有媒体报道说，据周显凤居住地的人介绍，在家被杀的周显凤与丈夫郎明中关系不是太好，周死前，郎便与她闹着离婚。周死后下葬没几天，郎便找来一辆大卡车将家具拉走。事后，朗将一套价值10多万元的房子仅以2.5万元卖掉，此后，郎便没在石柱县出现过。
王玉平死后，石柱县人民检察院委托该县人民医院进行尸检。检验报告认为：“尸表各创口不规则，创口形状不一，边缘整齐，推测致伤工具形状不一，系较锐的工具所致。”
当年8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做出尸检结论：王玉平全身广泛性皮肤擦伤、裂伤、裂创、表皮剥脱、划伤、骨折等，分析为多部位接触锐、钝性物体所致，并属生前伤。
针对畏罪自杀一说，王玉平的家属们当即表示不服，他们多次找到县公安局，要求确认对王留置审查的行为违法。
2003年5月30日，石柱县公安局作出《不予确认违法决定书》，同时，警方并不认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作出的尸检结论。
王的家属随后向石柱县法院提起诉讼。但该院审理后，2003年12月20日判定，公安局在留置盘问期间，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对其人身安全没有尽到积极的保护义务，给被盘问人得以坠楼的机会，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即40%。原告应提供公安局与王之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但其没有提供，应承担主要责任。
2004年7月6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石柱县公安局《不予确认违法决定书》；撤销石柱县人民法院维持《不予确认违法决定书》的行政判决；确认石柱县公安局对王玉平的留置行为违法。该案出现重大转机。
今年5月24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石柱县公安局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判决称，王玉平为什么要跳楼自杀的证据，只能由石柱县公安局举示，但石柱县公安局并没有举出证据，称其是畏罪自杀，却至今没有提交王有罪的证据；石柱县公安局在4天多时间中，在深夜或者凌晨都在对王进行询问；从尸检报告看，如果王的伤仅仅是跳楼时所形成的，应当说只存在于某一个侧面或几个侧面，不应当是全身性的皮肤擦伤、裂伤、裂创、表皮剥脱、划伤、骨折，并属生前伤；根据有关盘问的规定，石柱县公安局应当将王安排在安全、通风的场所，而该局没有为之。
最后，法院依法判定，由石柱县公安局赔偿王玉平的死亡赔偿金等共计224655.15元。记者田文生
新华网深圳6月17日电（记者李南玲）记者17日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备受关注的安惠君案16日有了结果，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安惠君利用其担任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副局长、政委、局长职务之便，通过操纵下属人员岗位调动和职务升迁、利用工程招标及购置办公用车等方式，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63.8万元、港币53万元、美元1000元、54英寸SONY背投彩色电视机、25英寸SONY彩色电视机各一台。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法院认为，被告人安惠君无视国法，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多人巨额钱财，已构成受贿罪。安惠君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制度，损害了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应依法严惩。但鉴于被告人安惠君在司法机关未掌握犯罪事实前，尚能交代犯罪事实，依法可以认定为自首，且最终退清全部赃款，故依法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0万元。安惠君受贿所得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收入构成项均有增长。分构成看，工薪收入仍然是城镇居民总收入的主体，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9.0%，比去年同季所占比重70.9%略有下降。经营净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分别是5.9%、23.4%，比去年同季都略有上升。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为1.8%，与去年同季持平。具体来看，人均工薪收入2160元，比去年同季增长8.4%(以下分析中增长速度均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工薪收入增长趋缓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地区在2003年大幅度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或增加补贴，这些调资政策翘尾影响已逐渐消失。人均经营净收入为183元，比去年同季增长39.1%，增幅高于24.4%的去年同季水平。主要原因是国有集体企业失业下岗内退人员转到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带动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在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去年同季下降了11.1%，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人数比去年同季下降了10.0%，而城镇个体经营者人数比去年同季增长了18.2%。人均转移性收入为732元，比去年同季增长15.6%。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及社会救济收入增长很快，增幅分别达到18.4%和15.5%，说明社会保障程度得到提高。一季度人均财产性收入为57元，比去年同季增长了11.3%。其中，保险收益、出租房屋收入比去年同季分别增长86.8%、27.8%。
——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比去年同季增加1203元，同比增长15.7%，高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4.4个百分点；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比去年同季仅增加53元，同比增长7.6%，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低3.7个百分点。高低收入组(各占10%)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1.8：1，比去年同季(10.9：1)有所扩大。
--八大类消费支出均呈上升态势，衣着类支出增幅首次居首位。八大类消费支出中增幅超过10%的有衣着类、交通和通讯类、杂项商品和服务类、食品类，分别比去年同季增长16.7%、14.6%、12.0%、10.9%。衣着类消费增长最快，增幅首次居首位。一季度城镇食品价格上涨6.0%，对居民食品类消费支出增长影响很大。居住消费支出163元，同比增长3.7%，比去年同季增幅低5.8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文化娱乐与服务支出254元，增幅为2.0%，比去年同季回落了3.6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住房条件不断改善。城镇居民现住房的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比去年同季增长5.0%、4.6%，比去年同季增幅略有上升。居民住宅建筑样式中单栋住宅和四居室分别比去年同季增长3.2%、11.4%，均明显高于去年同季增幅(分别是-5.8%、-1.1%)。同时，现住房用水情况中独用自来水所占比重、卫生设备中有厕所浴室所占比重以及取暖设备中空调设备所占比重分别比去年同季提高0.4、3.3、20.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住房状况有了进一步改善。人均购房与建房支出194元，比去年同季下降3.5%，大大低于去年同季增幅(19.4%)。其中，购房和建房支出分别下降了0.3%、70.4%，而去年同季购房和建房支出分别增长了17.2%、95.8%。人均居住服务费9.8元，比去年的7.8元高出2元，同比增长24.8%，略高于去年同季增幅。
本报讯(姚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今年春节前深入太行山区实地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一份名为《乡村八记》的4万字调查报告。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笔给《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复信，对李强同学的农村调查给予很高评价和热情鼓励。
据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温家宝总理在信中说：“《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此前，《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读了《乡村八记》，他认为，作者很自觉地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调查研究中去，表现了一个年轻学子应有的勤奋、踏实的作风和认真了解农村、了解国情的科学态度，反映的农村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他把这篇调查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温家宝总理的信在清华大学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这封信体现了温总理对年轻学子的关心、爱护和鼓励，为大家指明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和目标。青年一代要肩负起历史使命，一定要深入社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自己的眼睛看真实的中国。
6月13日，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审判又有了新的进展。负责对萨达姆进行审判的伊拉克特别法庭公布了一盘录像，这是萨达姆继2004年7月1日第一次接受审讯之后，其受审画面再次出现在世界媒体面前，这次他接受的还是法官朱希的质询。
在录像画面中，萨达姆一头乌黑的头发，身着西装，衬衫领子敞着，看起来有些疲惫，但谈吐很自如，还时不时用手捋一下胡须。朱希法官这次没有像去年那样让后背对着镜头，他坐在萨达姆对面。从伊拉克政府公布的庭审录像片段来看，现场气氛比较轻松，萨达姆这次没有很激动，除了偶尔皱皱眉头外，显得格外平静。朱希最近在接受在伦敦出版的《中东报》采访时说，“因为面临着太多指控，这位被赶下台的总统精神已经崩溃，因为他知道，针对他的指控非常严重，他肯定将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受审”。
据介绍，此次审讯的核心内容是，1982年萨达姆指挥手下对一个什叶派村庄进行大屠杀一事。1982年7月8日，时任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前往巴格达以北的什叶派地区视察，就在由23辆奔驰车组成的车队行驶到一个名叫杜贾尔的村庄时，车队突然遭到一股武装分子的伏击，凭借保镖的拼死保护和坚固的防弹车，萨达姆才幸免于难。事后，萨达姆调动大军对杜贾尔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清洗，数百人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被折磨致死。
外界普遍认为，“杜贾尔惨案”和因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库尔德城镇、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哈莱卜杰惨案”是萨达姆罪行中证据确凿的两项指控。这两项指控事实清楚、内容相对独立，是伊拉克特别法庭审讯萨达姆的“突破口”。
本月1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位准备在审讯现场出庭作证萨达姆发动“杜贾尔惨案”的女证人的故事。这位名叫乌姆·塔拉勒的女证人是杜贾尔的一名普通妇女，在“杜贾尔惨案”中，她全家16口老小全部被无辜地抓进监狱，其中大部分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和靠近沙特边境的“沙漠监狱”被折磨而死。为了能报仇，乌姆·塔拉勒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为最早表示愿意当庭指证萨达姆的为数不多的“人证”之一。早在2003年，她就被伊拉克政府作为重要证人保护起来。
目前负责审理萨达姆案件的伊拉克特别法庭最为“头痛”的是证人难寻。绝大多数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残余势力还心有余悸，他们只愿意提供证词、证物，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在法庭上指证萨达姆。今年上半年，伊拉克特别法庭曾发出呼吁，让知情人勇敢地走上法庭，控诉萨达姆的罪行，因为当时对萨达姆指控的文字资料已经多达800万份，而法庭庭审最可信的“人证”却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