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组织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教育部门试点廉洁教育进学校，团中央部署青少年廉洁教育工作，报刊、杂志、电视、网站刊播反腐倡廉消息、专题和公益广告。一年来，全国新创廉政歌曲6.7万多首，举办反腐倡廉歌咏晚会2.4万多场，参加的党员干部群众达3700多万名。2万多场次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会在全国城乡次第展开，直接受教育的党员干部达566万人次……
——海南等开通廉政网站，贵州等开展警示教育，江西等主要领导上廉政党课……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努力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区各部门把制度建设作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进一步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反腐倡廉进程相协调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央纪委制定下发《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等规范性文件，起草《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实施意见》。公务员法的制定与施行，反洗钱法、行政强制法等法规的起草，将为规范权力运行、深化反腐倡廉提供强大的法制支撑。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中央组织部积极推进省部级领导班子配备改革，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交流工作的意见》，研究提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初步意见。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正在全国范围广泛推行。
——司法体制改革继续推进。中央政法机关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收回死刑核准权等多项改革取得明显进展。
——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和代建制逐步实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各级政府针对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和减少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政策指导，逐步建立审批方式、行为监控和责任追究制度。
——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进一步规范，形式不断丰富。各级政府、各部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种信息……
一年来，各类监督主体进一步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整体监督作用进一步显现，疏于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无法监督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国家审计署加强了对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审计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地位、作用的认识。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依纪依法查处的一件件腐败案件，更让人们增强了遏制腐败的信心。
——《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实施，为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的实施，使党内监督工作不断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全国政协出台有关强化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意见。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社会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巡视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过去一年，中央对10个省区市、5家中央管理银行和2家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巡视，各省区市对94个市(地)开展了巡视，并延伸到210个县(市、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逐步完善，各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了对双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派驻机构职能作用进一步发挥。
——行政监察效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各级监察机关一年共受理涉及行政许可行为的投诉2万多件，追究责任2000多人。各级审计部门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开展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切实规范财政资金管理。
——司法监督进一步增强。各级审判机关不断完善科学的审前程序和民事、行政再审制度，保障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完善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的监督……
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惩治腐败，绝不放松。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积极应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挑战和考验，加快构筑惩治、预防腐败的科学体系
按照《实施纲要》的要求，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对党员干部参与赌博和领导干部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进行专项整治，韩桂芝、田凤山、马德等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惩。
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成为过去一年反腐倡廉工作重点。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进一步得到遏制。一年来，全国共查处7.8万多件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和5140起企业违法排污重点案件，查处并清退教育乱收费3亿多元医务人员退还和上交回扣、“红包”以及各地查处这方面的问题涉及金额1亿多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5亿多元。
《实施纲要》在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尽管如此，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虽然这些年来，查处案件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但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同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仍然时有发生。
坚持不懈，才能巩固成果；稍有放松，势必功亏一篑。中央政治局去年底研究部署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深刻指出：反腐倡廉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同志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继续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抓紧落实《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一项长期紧迫的任务，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为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做了许多工作，但构建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历史课题，还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中央纪委一位负责同志说。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纲要》规划的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这一时期，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正是着眼于这样的战略思考，9800余字的《实施纲要》对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目标要求和步骤具体、操作性强的细致部署，仅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部分就提出了118项制度措施。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六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必须与这一战略部署相适应，坚持用改革统领反腐败工作，把反腐败工作寓于各项重要改革之中。
经霜历雪梅犹艳，风舞霞映旗更红。《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新的阶段。经过全党上下的不懈努力，历经风雨伟大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构筑起惩治、预防腐败的科学体系，以更加雄迈的英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
“大米拉到北京一个星期了，还没卖出去。我自己想想，直想哭。”1月2日，北大资源宾馆三楼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也摆明了自己召集会议的目的——卖大米。
参会的有何慧丽请来的一些大学教授和学生，也有自愿来听讲座的工程师、公司职员，还有农民。
听了何慧丽的话，有人笑起来，但显然并无恶意。教授卖大米，而且卖不出去，这让何慧丽本人感到苦恼。
坐在何慧丽两侧的是两位一起来北京卖大米的河南兰考农民，他们说：“这是焦裕禄带领我们兰考人开垦的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无公害大米。如果卖不出去，也对不起这片土地。”
2003年，“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河北定县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在更广地区开始了名为“新乡村建设”的实验。曾因焦裕禄而闻名全国的河南兰考，乡村建设实验因此展开。目前，兰考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
其中，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开发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已成功申请到了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农民们改变了单干的方式，组织起来，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们的监督指导下生产出无公害大米。
这场实验的主导者、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有一个想法：要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要让消费者买到真正的无公害大米，而不能让商贩们从中掺假。
去年12月22日，何慧丽带着两位农民来到了北京，还拉来了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
参加会的人都拿到了一张宣传页，白纸黑字，看上去有些简陋。宣传页的最后不是广告语，而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推荐信。
“各位城里人：本推荐不是广告，”名为《温铁军教授郑重推荐》的推荐信这样开头，“我们城里人吃的食品，由于化肥农药超标而迫使我们每天慢性中毒，对家人的健康是越来越大的威胁……”
推荐信的表述很理性，但看得出试图说明所推荐的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的品质，也在试图说服消费者来购买。
推荐信的结尾，温铁军写道：“现在，农民已将大米拉到了北京———城里人的家门口。大米的价格根据其真正成本计算，已远远低于一般超市的无公害大米价格，欢迎您选购！欢迎您做个好消费者！”
温铁军没有出席会议。按照何慧丽的解释，她还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大米卖掉，不想烦请这位农村新“合作社”的领头人亲自出马。然而，温铁军却被参会者屡屡提到。甚至有人提出，要让温铁军出来做这个大米的形象代言人。
“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何慧丽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她边说边向听众们历数卖大米过程中受骗、受冷遇的种种情形。
“我们这两位农民跑的第一单生意，就赔了七八千。”何慧丽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市场，碰了很多钉子。”
碰钉子的不仅是农民，还有何慧丽带领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志愿者们。小梁是志愿者之一，他说他现在的感觉是“掉到大米里了”，他甚至感慨地说：“在市场里，只讲利益，不讲良心。我们要讲良心，大米可怎么卖出去呀？”
小梁说“市场不讲良心”并不单单针对城市，他在农村同样发现了这个规律。“农民有个习惯，自己家的地分两部分种：一部分是不用化肥的，自己家里吃；一部分是使用化肥的，卖给城里人。这些城里人都是不知道的。”
何慧丽解释：“农民也知道1605是有毒的，但病虫害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但用，还得多用，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怎么样省力多产就怎么样操作。所以才要让农民合作，让他们互相监督，让他们按照科学的流程生产，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生产出安全的食品来。”
何慧丽这样说，也让农民这样做了。农民反映，种稻谷时有教授专门给农民上课，搞培训，夏天里看见虫子不让打，还要补充微量元素。至今，他们说起来还当作笑话一样。
因为对教授的一份信任，又冲着农业部的支持，农民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样，他们生产出了700吨无公害大米。
然而，市场给何慧丽迎头泼了瓢冷水。“到如今这个程度，合作社这么走到底对不对？”何慧丽像是在问听众，又像是在问自己。然后，她又接下去说：“看来，除了农民与农民要合作，市民与市民也要合作。”
“好东西是生产出来了，没想到卖掉却是这么难！”身为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的张砚斌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只卖了100多斤大米。
张砚斌的卖法很传统，他就是到社区的门口挂个宣传板，旁边放上两袋大米，有人经过他就向对方讲，这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无公害大米，绝对是好东西。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甚至有人把他称为“骗子”。
“昨天我上了北京两个批发市场，看他们怎么搞的。我问他们卖的米有认证吗，他们说什么认证不认证的，你想要什么商标我就给你贴什么商标。听了这话我真是特别泄气。市场怎么是这样的？”张砚斌说。
张砚斌说起这些新“发现”来一时停不住，又举了价格的例子：“我说要足斤足两5公斤包装的，结果卖米的说没有够秤的。我说我就要够秤的，结果人家说，那就得加钱——而我们的大米不但是够秤的，还每袋多给一二两，这跟人家能竞争吗？”
现在，何慧丽和农民们都觉得似乎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头上，如果大米真的卖不出去，那剑就会自动掉下来。
“带领农民生产出无公害大米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卖不好，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也是很现实的。”张砚斌说他都不敢想后果会怎样。
何慧丽顾不上表达她的焦急，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希望，在会上就卖起了大米。只要有人提供一点点线索，她就立刻猛追下去，一定要对方帮她落实到位。
“我可以推荐到两所超市”、“我可以带您去见见我们单位的领导”、“我可以鼓动同学们每人回家带一袋米，就算是过节带的新年礼物”。在场的人无不表示支持。然而，真正能彻底解决大米销路的点子和措施却很少。
“我不主张我们的大学生去义卖。”何慧丽说，“现在快考试了。”然而，作为大学老师的她，最多的资源却还是学生，最热情的也是学生。
学生们单纯的意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何慧丽的苦恼。有人自我解嘲地说：“头三脚最难踢了，如果我们卖不掉这些大米，就要成为先烈了。”
好在，苦恼并没有让教授和农民气馁。“虽然现在卖得难，但总会发展起来的。”张砚斌说。
“虽然米还没有卖掉，我已经心力交瘁了，但是总感到还有干劲。”何慧丽也表示。
昨晚，记者接到了在哈尔滨出差的温铁军的回复电话。“他们遇到的困难我都知道。”听得出，温铁军是笑着说的。“他们的困难具有普遍性，对此，我是了解的。”他说。
温铁军透露，不仅在北京卖不出大米让农民们苦恼，他们此前还曾经遭遇过被骗的事情。其中洛阳一家商贸公司以代理销售的名义骗了他们一笔钱，至今这件事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在农民们试图闯出一条新路的过程中无疑是一个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