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于1983年建立，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高层次的双边经贸磋商机制，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会议，但由于最初达成的协议多涉及工业合作，此后又常常与政治挂钩而“走走停停”，影响力有限。2004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美，双方决定将联委会升格为副总理级别。
继前一段时间投放市场数百万部超低端手机后，联通新一轮采购计划日前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据联通相关人士透露，这次采购主要针对“炫机”。现在，一些想借采购手机翻身的国产品牌手机厂商正在密切关注这批采购。
据悉，联通将成立一家名为联通华盛通信的公司负责定制终端的市场化运作，包括采购手机。此前，中国移动成立了中移鼎讯通信公司低调进入手机销售领域。这显然是继中移鼎讯之后，运营商的又一专业化运作。
联通相关人士透露，最新的采购计划是第二阶段的炫机采购。炫机是联通CDMA手机中针对年轻用户的品牌。第一阶段的炫机采购在去年年底完成，今年春节开始推向市场。据悉，联通今年将增加炫机和如意手机(即超低端手机)的供应量，以加速扩大用户规模。预计全年联通的终端采购数量将为1200万-1500万部。
据联通终端采购中心相关人士透露，国产手机目前对于联通集中采购手机变得非常积极。以前，国产手机多对CDMA终端持观望态度，但在最近一次联通集采中，包括中兴、海信、大显等国产品牌在内的手机厂商获得了350万部的CDMA手机订单，其中仅中兴一家就获得了100万部大单，高居全部采购厂商之首。
由于目前CDMA手机销售主要靠联通采购，因此，中外品牌在CDMA终端领域的争夺主要体现在联通集采手机的份额上。
目前，国产品牌大有追赶之势，根据相关统计，今年4月份国内CDMA手机市场上，位居前三的是三星、LG、摩托罗拉，不过，第三名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仅比居第四位的中兴高0.5%；到5月份，因联通采购700元以下的超低端手机时大量采用了国产品牌，中兴在CDMA终端的市场占有率上得以超越摩托罗拉6.9个百分点，达到16.1%.
事实上，国产品牌加入CDMA终端采购争夺战正是联通所希望的。据悉，联通今年对CDMA的赢利极其重视。在7月8日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中国联通副总裁佟吉禄再次强调，联通CDMA发展要解决CDMA手机价格偏高的问题。
由此可见，价格将是今后联通采购手机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一做法也在无意中给了国产手机厂商一个开展绝地反攻的大好机会。
一年前的此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了一年一度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公布了18件审计揭露的重大案件。审计报告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桩桩案件震动了中国，这个报告因此被誉为“审计风暴”。
“18件重大案件武汉特派办就占了5件。”这一业绩在审计署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武汉办)因此成了审计风暴中的一个最大“风源”。
据审计署统计，近4年来，武汉办共移送案件151起，其中向公安、检察机关移送125件，向纪检、监察移送26件；这151件案件涉案人员达290多人，包括3名部级干部、12名厅局级干部；涉及金额93亿余元。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有关案件批示50余次。
2004年10月27日，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林孔兴(副部级)在任华中电业管理局局长、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权谋私，其女儿、女婿等在承包电力工程、向电力单位供货中暗箱操作，弄虚作假，非法牟利8286万元一案，在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审。
2003年5月，按照计划，武汉办派审计人员进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进行审计。一个月后，已退二线的原华中电业管理局局长、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突然借口天气炎热，提出想回老家河南避暑。审计人员问他去多久，林说20多天。审计人员经过请示领导，为避免打草惊蛇，答应了林的要求。
凭着职业敏感，审计人员感觉到他有外逃的可能。因为他们从侧面了解到，林孔兴的女儿、女婿都在加拿大，儿子在美国，他有充分的条件外逃。
为了防止林外逃，审计人员一面放行林孔兴，一面秘密工作，争取有关部门的配合。
通过有关部门查询到林孔兴持有护照后，黄道国特派员立即飞往北京，向李金华审计长报告了这一情况。李金华审计长当即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马上做出批示，由公安部下达边境口岸布控令。就像电影情节一样，就在布控令下达的第二天，在首都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拦截了正准备外逃的林孔兴及其同伙。
经查，林孔兴在任华中电业管理局局长、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权谋私，伙同妻、女、女婿等在承包电力工程中非法牟利8286万元。
从2002年4月起，武汉办调集30多人对一家总资产300多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工、商、科研、金融证券、工程建设等多个领域的超大企业进行了历时7个多月的审计，审计资产量占该企业资产总量的42%，是其成立13年来国家审计首次对其家底的大清查。通过审计，查出该企业各类违法违规金额13.9亿元，移送案件线索12件，涉案人员12人，其中包括一名副部级干部。
2003年，武汉办在审计湖北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时，与检察院联合查处某证券公司巨额资金被诈骗案过程中，查出某研究院原院长厉建忠(副部级)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审计报告，报告披露，审计署在水利资金审计中发现，部分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中存在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等问题……这句话指的就是武汉办审计查出的长江干堤隐蔽工程虚假工程的案件。
在这一案件中，部分施工企业与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及监理人员相互勾结，采取偷工减料、高估冒算等手段，骗取工程建设国债资金8000多万元。
那么，武汉办是怎么审计出长江堤防隐蔽工程质量存在较大隐患的？长江堤防隐蔽工程偷工减料又是怎么查出来的？武汉办审计人员王天喜、何刚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秘密。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后，国家加大对长江堤防的建设投入。其中，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被安排全部使用国债资金建设。这一工程涉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岸线全长近2000公里，工程概算投资达到64.94亿元。截至2003年底，已累计完成投资42亿元。
据王天喜和何刚介绍，堤防隐蔽工程主要包括涵闸穿堤建筑物、基础防渗处理、水下抛石固基三个部分。因这些设施大多隐蔽在水面之下或地下，故被称之为隐蔽工程。
经过审计查实，该工程中部分施工单位买通建设和监理单位，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水下护岸抛石少抛多计，水上护坡块石以薄充厚，工程质量存在质量隐患。经审计人员抽查5个标段发现，虚报水下抛石量16.54万立方米，占监理确认抛石量的20.4%，由此多结工程款1000多万元；抽查11个重点险段发现，水上块石护坡工程不合格的标段达50%以上。不仅如此，部分施工企业与个别建设、监理部门相互串通，弄虚作假，骗取国债建设资金等8000多万元。
目前，向司法机关移送了9件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达40多人，30余人已被判刑或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2004年“审计清单”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武汉市洪山区927亩集体山林地，先后4次被非法买卖，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中牟利4000多万元。这起案子就是武汉办审计出来的。该案2003年9月就已审计结束，并将案件移送有关司法机关。此后他们又发现和移交了许多新的犯罪线索。但由于案情复杂，更由于涉案人社会关系广、背景深，案件查处阻力重重，进展缓慢，至今尚未得到彻查。
审计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审计部门手段、权限有限，不能直接处理审计出来的违法案件，致使一些经济案件长时间都得不到查处。”这是审计人员最不愿看到的，也是审计工作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通过在武汉办的采访，记者了解到，其实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工作以及审计人员遇到的问题乃至阻力与压力远不止这一种情况。
“被审计单位的抵制和拒绝，像不提供账本，拒绝回答审计人员提出的问题，再有就是送礼和说情、造谣和诬告。”武汉办的审计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早已司空见惯。要说让他们感到有些压力的倒是，来自犯罪嫌疑人的恐吓和威胁。审计人员告诉记者，武汉办的领导就曾接到过几次威胁电话，还有审计人员被威胁过要绑架其小孩等等。
面对阻力、压力，武汉办特派员黄道国说得好：“审计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干审计不可能不遇到阻力和压力，但是，想到党和人民对审计寄予的希望赋予的责任，任何阻力和压力都可以克服。”武汉办的审计人员说，有了这样的领军人物，他们会在全面履行审计职责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脚步更扎实。
商报讯(记者朱裴)“中美纺织品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双方还将继续讨论。”昨天，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第1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双方就双边经贸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就最棘手的纺织品问题，中美双方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美纺织品谈判之路“任重道远”。
根据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截至6月23日，在美国设限的7种纺织品中已有4种使用了八成以上的临时配额。7月8日在北京举行了纺织品问题第二轮磋商，中美双方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此次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但昨天中美纺织品谈判再度无果，这将使下半年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余地变得很小，数以千计的纺织品工厂将面临歇业的可能。
“这样的谈判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记者昨晚采访了对外经贸大学世贸培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福明。他说，纺织品只是美国对中国制约的一种手段，就算纺织品的问题解决了，下次可能还会出现其他产品的问题。“强者自强”是中国企业惟一的道路。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从成都双流县法院获悉，目前该院合并审理了国航西南分公司机长李建国辞职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案，国航对李建国提出的赔偿数额高达804万元。该航空公司另有两名飞行员，也因解除劳动关系而引发了类似诉讼。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已先后出现数十起因飞行员跳槽而引发的劳动关系纠纷。
据成都双流县法院介绍，李建国于1996年11月与原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03年8月，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整体并入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年后，李建国提出辞职，并要求公司为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及其西南分公司则认为，只有在李建国按照原合同给付相关赔偿金后，才能为其办理手续。
双方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后，各自以对方为被告，先后向双流县法院起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要求李建国赔偿公司费用共计800余万元；李建国则要求公司立即与他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返还克扣他的6万元飞行小时费，并补发11万余元的一次性住房补贴。
国航西南分公司宣传部孙部长表示，公司对李建国所提出的各种补偿都是“理直气壮的”。他指出，如起诉书所言，这笔高额赔偿的构成一共有五大部分，其中最大的三块分别是赔偿金4136900元、违约金3385156.67元以及培训费478300元。孙部长表示，当初李建国与原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其附件《中国西南航空公司关于各类经济补偿或赔偿的暂行办法》很清楚地约定了各项赔偿细则。除以上三项外，国航还对李建国提出了赔偿服装费17725.5元和住房补偿费30142.4元的诉讼请求。
李建国的代理律师朱学军则提出，公司以规章制度的名义在原劳动合同附件中设置了高额违约金的计算办法和赔偿条款。李建国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未被告知而且无法得知具体规定；其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是月工资乘以合同未满月数，非常不合理；违约金条款限制了飞行员自主择业的权利，违反劳动法，是极不平等的，应属无效条款。
国航西南分公司孙部长对此反驳道，李建国作为一个空军转业人员，在自己进入民航公司这样重大的选择时，不可能不知道合同条款就签字。他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民营航空公司应运而生，飞行员跳槽也属正常现象。但国有航空公司在此前为培养飞行员支付了巨额的培训费，“这笔单总要有人来埋吧”。飞行员是国有航空公司的财富，飞行员不支付赔偿金就跳槽，属于国有资产流失。
孙部长指出，全国国有航空公司面临着几十个飞行员的跳槽纠纷，目前需要一个规则来规范类似的现象。而据朱学军透露，全国大约有40多个跳槽的飞行员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局面，这对于个人、公司以及国家都是不小的损失。
由于此案案情复杂，法庭宣布择日宣判。而该航空公司另外两名飞行员因解除劳动关系引发的类似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每日经济新闻》将继续追踪该事件。
“圈内”人士透露，5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大开发商们聚了一次。名义上是形势分析会，事实上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降价，“都要挺着，圈子里就这么定了”。
6月初，在上海佘山脚下，开发豪宅的一些企业再开碰头会，“统一认识”：只要挺过3个月，市场就会回暖，楼价一定要坚持在原来的价格上。
6月底，在中国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房地产形势研讨会上，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一负责人大谈“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见成效”，“我们的盘底，从三、四、五月来看，已经出现了供略大于求的情况，所以目前房价不具备回探、回弹和大跌的可能，回涨是将会出现的正常趋势，也是众望所归的房市”。
7月初，上海某地产集团董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先是强调房地产调控政策“目的已经达成”，接着矛头直指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了消费恐慌、自用市场严重伤及，政策的效用开始受偏移、受扩大”。这名地产商声称，是政策导致“消费预期被完全扭转”，使“消费进入抑制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在商品住房一级市场，大部分开发商并未真正“收手”。面对系列楼市调控，他们在短暂的沉默后，表面上开始附和，大谈调控的目的已经达到；暗地里却在力挺房价，认为熬过3到6个月后，就会“昨日重现”——房价将迎来如去年第四季度一样的强烈反弹。
开发商们博弈楼市、力挺房价的另一方式是集体“捂盘”，推迟销售。按常规，五、六月份是楼市销售旺季，而今年调控政策出台后，长三角等楼市敏感地区，许多具备销售条件的楼盘纷纷延迟开盘，一拖再拖。
以宁波为例，去年前5个月的新开楼盘达22个，而今年同期只开了5个。上海、南京、杭州5月以来新盘推出的节奏明显放缓，部分准备近期上市的楼盘多次推迟开盘时间。开发商们声称只要能坚决“捂住”，最快到九、十月份行情就可能恢复；最多挺过第四季度，楼市就会进入下一个“蜜月期”。
更有甚者，一部分开发商还挂高房价，阻吓购房者。在他们看来，反正卖不出去，还不如高挂房价试探市场。上海静安区的“协和城丽豪酒店公寓”在网上竟将销售单价高挂至4万元/平方米，整个6月份，其可售房源套数一套未少，说明没有成交。在杭州，一些极度“自信”的开发商也逆市而动，提价开盘。譬如位于拱墅区的锦昌文华二期，6月开盘时将均价拔高至约1万元/平方米，不仅比其一期8500元/平方米的均价高出一截，就是和周边9000元/平方米左右的楼价比，也是“鹤立鸡群”。当然，这些楼盘的月销售记录大多是“零”。
千方百计地对高房价进行捍卫乃至死守，是开发商博弈楼市的起点也是终点：涨价就像“坐火箭”，降价却像“挤牙膏”。
记者了解到，即便是面对连月的“零成交”，大开发商也不轻言降价。就是有一些中小开发商迫于生计，要调价也是采取小幅迂回战术，一百元一百元地下调。新盘打折最多不过每平方米千元，少的也就百十来元。优惠后的房价依旧远高于去年10月新一轮疯长之前的价格。
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公园城市”是一个分批销售的项目，去年10月，一期开盘合同均价为7817元/平方米，而今年3月推出的第三批房源均价已升至11003元/平方米。尽管五、六两月连续“零成交”，其第四批房源合同均价还是高达10386元/平方米，只是比上一批象征性地降了点；而第五批房源的合同价也只是微微下调，还是高达10174元/平方米。
在短短20年里，靠汲取地产、房产之暴利，中国房地产业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巨富群体。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榜中，主业从事房地产的富豪逐年上升，2000年是25人，2003年增加到35人，2004年升至45人。有人按平均20%的利润率计算，北京房地产业去年一年的利润高达249.8亿元，不到两天就要催生一个亿万富翁。作为一个利益群体，而今的开发商经济实力已非常庞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楼市调控，大开发商应对裕如。上海某地产企业的前经理人私下透露，他们的项目利润一般在100%到300%之间，“就是3年里一个项目都不做，也能撑下去，完全可以等来下一个周期。”正是出于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开发商群体面对“零成交”，仍傲然拒绝放弃虚高房价体系。
其二，开发商群体的势力，还在于其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运用甚至掌控各种资源的强大能力。一位业内人士反映，在转型期中国，房地产是个“水太深”“太浑”的行业。不必说在一、二线城市，就是在一个县城，几乎没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没有“背景”，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曾呼吁，“警惕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在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的利益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种倾向，在房地产领域更为明显。一些土地批租中，人们总是能发现经济精英和权力精英群体中的一些成员之间利益联盟的影子。
其三，房地产毕竟是一个经济带动性极强的行业，又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地方政府普遍不愿接受房地产不景气的事实，担心楼市盘整时间过长。开发商们正是利用——甚或是“挟持”了地方政府的此番心理，不停地给政府部门“吹风”：调控的目的已经达到，政府该“鸣金收兵”了。
事实上，成交量极度萎缩、市场持续低迷的楼市“死结”依旧，几个月来始终未曾开解。病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