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林当时入院时，大家都以为是皮肤病。”邝富国说，其中也包括贾林自己。
1995年11月底，贾林从云南回到重庆。“当时他已经走不动路了，双脚溃烂，脚底还在流黄水。”大姐贾薇还记得打开门迎接他时看到的样子。
贾林后来告诉邝富国，当时他全身起皮疹伴瘙痒已有半年。一直以为是湿疹，在云南买了很多药膏来涂抹，可是没有效果，每到夜间就会更加瘙痒，当地又没有好点的大医院，就打算回家来看病。
1995年11月28日，贾林被初诊为“疥疮，脓包疮，海洛因成瘾”，收入重庆西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入院后第二天，医护人员突然忙碌起来，贾林的病房也来了不少穿白衣服的陌生人。随后，贾林的家人第一次听到了“HIV抗体试验阳性”这些名词。
1986年他到云南之后，在中缅边境的一家私营玉石矿厂找到一份背矿石的工作。没过多久，他被老板看中，做了小工头。“那时的贾林还是赚了点钱的，手里起码有20来万。”他的一个朋友回忆。
鸡翅金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草本植物，如果长期吸食掺有鸡翅金的烟丝，人会产生极大的依赖性。上瘾之后的贾林又学着吸食海洛因。1993年，当手头的钱越来越少时，贾林开始静脉注射，并和当地六七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发生关系。
“贾林的感染，应该是双重的，共用针管注射毒品和高危性行为。”邝富国说。
救治过贾林的科研工作者初新东后来在贾林打工的地方做过调研，发现当地往往一两百名吸毒者共用一两个针管，有的时候针头都打钝了，下一个使用者就找个石头磨一磨接着打。
在贾林被送进重庆传染病医院3个月后，他的家人接到医院的电话：“你们来见见他，送他一程，以后能不能见到都不好说了。”贾林要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即后来的佑安医院)
接受治疗。当时，那里正在进行一个防治艾滋病的临床科研项目，卫生部来电询问重庆有没有艾滋病患者愿来配合治疗。邝富国推荐了贾林。
当时国内并没有多少治疗艾滋病的经验，而贾林的身体情况又很糟糕，很多人都担心他这次去北京是有去无回。
“我当时看见他时，也觉得救治他的希望很渺茫，他一米七三的个头，只有70多斤，身上的皮肤还在继续溃烂。”作为佑安医院联合课题小组的代表，初新东赶赴重庆接贾林去北京接受治疗。
为了让贾林顺利搭乘飞机，初新东跑到派出所，为他补办了身份证，又分别联系了四家工厂，制作了四套特殊的服装：第一层，塑料薄膜制作的衬衣衬裤，袖口脚腕都系上皮筋，防止皮肤溃烂的黄水渗出，第二层，防雨布制作的衣裤，隔断万一渗出的黄水，第三层，棉布衬衣衬裤，第四层，西装。
“得保证不能让贾林身上的病菌浸染在飞机的坐垫和靠背上。”初新东说。
临上飞机前，贾林接受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他说，感谢政府对他的救治，但是这病也不是一般的病，这一去能不能治好那是另一回事了。父母亲已经年迈，只能拜托兄弟姐妹好好照顾了。
3月27日，贾林顺利搭上飞机，飞抵北京。那天，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张女儿一周岁时的照片，什么也没有带。
在北京佑安医院，贾林和其他5名艾滋病患者，成为我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科研小组的临床试验者。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全部采用中药制剂，贾林奇迹般的好转了。
3个月后，当红光满面的贾林再次返回重庆，开门的母亲吓了一跳，“以为看见了鬼。”1996年6月下旬，重庆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贾林的救治情况，当时的一份文件中说，贾林在京治疗期间，思想情绪稳定，全身皮肤损害消失，体重增加6.5公斤，体内艾滋病检测指标消失，HIV抗体转阴。
贾林后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初新东说：“我离开重庆时，还以为你们就跟以前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我自生自灭了。没想到国家是真的在救我。”这一年，重庆发现了第二例艾滋病人，他和贾林一样得到了食宿和医疗全免的待遇。再后来，更多的艾滋病患者被发现，政府开始无力承担。直到2005年8月，重庆市在辖区内执行四免一关怀政策，22名感染者和病人在家接受免费药品发放。
至2005年10月底，重庆市已发现1045名感染者，其中有52名患者，已死亡43个。在全国排名18位。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贾林跟记者们说，要坚强地活下去，同时找个好工作，照顾好家人，回报社会。
已经退休的父母住着一套4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母亲和贾林六岁的女儿住大房间，小房间父亲住，客厅里摆了张小床后，就窄得只能过去一个人了。
贾林首先去找了办理过停薪留职的原单位，想要重新上岗，被拒绝了。接着，他又试着找了很多工作。“我什么工种都找过，本想挣点钱给家里，可是没有地方要我。”贾林后来跟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说。
有一次，贾林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厂，说自己可以修汽车，老板说“你去修汽车，汽车修好了没人敢坐了。”贾林的家里人找了当地民政和劳动部门，但都没有回音。
“那几年整个重庆的就业形势都不好，人家一听说他是这个病，谁还敢要他。”大姐贾薇叹道。
母亲回忆，后来，贾林每天睡醒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屏幕上全成了雪花。
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但贾林的父母并不清楚这个病的传播途径，兄弟姐妹也比较害怕跟贾林说话，贾林也自觉，吃饭有自己专用的碗筷，每次用餐，用一根干净的筷子将菜拨进自己碗里，远远地坐在一边吃，从不上饭桌，吃完饭自己洗自己的碗筷。自己的衣服也是自己洗。
贾薇说：“我弟弟是非常爱干净的人，他喜欢穿白衬衣，哪怕是不出门，天天呆在家里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半年后，贾林提出，想凑点钱去云南做生意，家人觉得他一个大活人整天守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就姐弟几个凑了15000元交给贾林。
“最开始发现他不对劲的是我妈。”贾薇说，这次回家后，母亲发现贾林每次去厕所的时间都很长，而且每次出来后都神色怪异。
母亲把这个情况悄悄告诉了贾薇，贾薇向他求证，贾林承认自己又开始吸毒。他说挣不到钱，心情不好，不小心就又吸上了。
这成了初新东最痛心的事。他在治疗结束后，一直保持着对贾林及其家庭的关注，“如果贾林当时能有一份工作，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邝富国也曾为贾林的工作找过不少部门，都没有结果。他说，在对待艾滋病人方面，重庆市政府包括他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一切都是在尝试，有的做法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能认同。“如果有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就好了。”
1999年冬季的一天，贾林注射了毒品后，迷迷糊糊走进一家超市，穿上一件西服就朝外走，保安追赶时，一脚踢向他。这一脚，踢断了贾林的尿管。
医生给贾林做了膀胱造瘘术。在他的膀胱里，插进一个管子，直接导出尿液。
手术后第三天，贾林找到那个保安，说：“你要打我，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打死呢？”“是毒品害了贾林。”今年8月底，邝富国最后一次见到贾林，贾林全身上下的血管，密密麻麻都是针眼，已经找不到完好的血管了。
她说，神志清醒的时候，贾林还是个讨人喜欢的病人，他会穿件宽大的西服把腰间的塑料袋遮起来，叼着一根烟，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和医护人员开开玩笑。但一旦毒瘾犯了，他就会四处耍赖要钱，医院的院长、书记都被他“借”过钱，不给就坐在办公室里不走。
最初医院是安排贾林到食堂就餐，贾林不肯吃，要医院把钱发给他，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段时间后，医院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原来他把钱大多用在了买毒品上。医院只好采用发饭票的形式，但贾林又经常缠着食堂的师傅用饭票换钱。
贾林曾两次把病房中的电视偷拿出去换钱，也多次因毒资等问题与“毒友”发生矛盾。“时不时就有人在他病房里动刀动枪的。”保卫处一名工作人员说。
碰到这种情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邝富国打电话。“他最听老邝的话。”医护人员常常看到的情景是，邝富国站在病床前教训贾林，而贾林像个孩子似的低着头，一言不发。
重庆传染病医院保卫处处长回忆，仅医护人员请保卫处配合的戒毒行动就有四次，那几天保卫处的人24小时监护贾林，强迫他吃饭喝水。“到最后贾林身体承受不了了，再坚持下去会危及生命，医院只好放弃。”医院也尝试过用美沙酮等替代品帮贾林戒毒，也以失败告终。
10月28日，传染病医院2科一层尽头静悄悄的，一枝绿叶透过窗棂伸进一间七八平米的病房。
他的床前正对着一个书架。医护人员都知道，贾林清醒的时候，常会对着书架上的一个相框发呆，那是一个女孩的照片，身穿红毛衣，灿烂地笑着。
在没有被感染之前，贾林曾在云南认识了一名傣族姑娘，按当地习俗结婚后，生下了女儿。但在女儿未满周岁时，妻子就离开了。
后来，贾林再没有提起过妻子，甚至对女儿也从不提及。初新东有一次试着问他，贾林说他后来在云南见过一次妻子，她已经改嫁他人，他觉得自己给不了她任何东西，就没有去打扰她。
再次入院后，贾林常因吸食毒品而四处找人借钱，就在这期间，他遇见了这个高中同学。女孩很漂亮，而她上学时就喜欢贾林。
女孩自己开了一个卖化妆品的小店面，经常来医院看贾林，给他钱，给他买衣服，照顾他吃喝。有的时候，女孩子晚上也不走，就直接在贾林的单人病房中休息了。
医院的晏院长发现这一情况后，有点担心，找女孩谈话。女孩只是低头，不语。
邝富国得知后，去找贾林，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就不能害人家。”贾林咕哝着说，我们有过几次性关系。邝富国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赶紧找来女孩做检查，“幸好女孩没有被感染。”“这种事我们也没办法。
她也不是不知道他有艾滋病。“邝富国说，他只能劝说贾林做好安全措施。
贾林不吸毒的时候，也会静静地想他和女孩的关系，他也劝女孩离开他，女孩只是不肯。
后来有一次，医院的人看见贾林拿着一把大刀，追在女孩后面喊：“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就杀了你，再杀你全家。”1999年贾林尿管被踢断后，女孩还断断续续来过一段时间，最后就彻底消失了。
“她卖了小店，离开了重庆，从此杳无音讯。只有她的照片每天守在贾林身边，直至贾林去世。”初新东说。
在殡仪馆，贾林的女儿贾霏霏痛哭流涕，一遍遍地喊“爸爸，你别走，你走了我就成孤儿了。”16岁的女儿跟贾林长得很像，平时总会自觉不自觉的低着头。
贾林的弟弟说起这个侄女一脸的怜爱，“我们一直在纠正她这点，可是作用不大。”“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没有朋友，同学都不跟我玩。”贾霏霏说。
上学前班时，有一个活动室，每次只要贾霏霏一走进去，其他的孩子就立即躲开，老师就跟她说，看你把小朋友都吓跑了，你一个人去别的地方玩吧。
“小的时候，我几乎是不跟爸爸说话的，大家说他吸粉，是坏人，我也觉得他坏，觉得我所有的不幸都是他害的。”贾霏霏说，可是上初三之后，她忽然就不恨了。
那段时间，姑妈常常带她去医院看爸爸，医院的医生也常跟小姑娘讲，爸爸其实很在乎她，很爱她，贾霏霏说，慢慢的也就接受了，“毕竟是他生了我。”2003年，贾林开始享受政府的低保，每个月有100多元的补助，虽然这些钱要满足他吸毒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贾林偶尔也会从中拿出个5块10块的给贾霏霏。
贾林好几次跟初新东谈起女儿，说“如果是个小子，我就不担心了，可她是个女娃娃，我这一生，除了伤害，没给过她什么，她以后的生活还长着呢，真是令人操心啊。”他很少与这个女儿说话，更多时候只是远远地看着。女儿都是爷爷奶奶在照看，即便是1996年、1997年跟女儿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也基本上不与女儿讲话。
10月29日，周六，重庆难得的艳阳天，沙坪坝区某工厂的生活区南门口，五六个老人坐在一起闲聊。
贾林80岁的父亲也坐在门口，默默地晒太阳，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这是老人在贾林去世后第一次走出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