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以来尼尔森已经缺席了小牛队13场比赛，前面的10场比赛是由于自己做了肩部手术。随后不久他的妻子乔伊也因病入院并做了手术，尼尔森为了陪伴刚刚做完手术的妻子而缺席了小牛队最近的三场比赛。
在尼尔森缺席的这13场比赛中，助理教练约翰森带领球队取得了9胜4负的成绩。在本赛季森林狼队主帅桑德斯因战绩不佳下课以后，尼尔森的执教生涯在现役NBA教练仅仅少于马刺队波波维奇和爵士队斯隆。
印度《商界报》日前报道，印度铁道部长拉鲁.亚达夫同意在铁矿石铁路运输上采取双重标准，即政府将对其从印度矿山运往国内港口准备出口的铁矿石课以两倍于运往本国钢铁厂的运输税。这项尚未正式实施的政策曾经在印度铁矿矿主和贸易商中引起恐慌。
不少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决定通过税收手段，以抑制铁矿石出口，特别是控制对中国等主要买家的出口量。据印度一家主要经济报纸报道，根据新的税收政策，运往印度国内钢铁厂的铁矿将被课以每百公里25.2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的运输税，而运往港口准备出口的铁矿则要被征收50.04卢比。
关注印度铁矿砂市场的人士认为，印度减少向中国出口铁矿砂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早在去年年初，当地一些专家学者就表示，鉴于印度日益增长的钢铁需求，印度应减少铁矿砂出口并增加钢铁产量。一位学者说：“我们现在大量出口铁矿砂而不考虑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将导致国内市场铁矿砂供应短缺。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他说，随着需求的增长，将会有对原材料激烈的争夺战。他认为，印度应借鉴中国的做法。中国以往每年出口1200万吨焦炭，但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目前出口量已经减少至200万吨。
但中国中钢公司印度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郑正豪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必对这项政策过于关注，它只是印度政府对其铁矿市场整改措施中的一部分，而并不含有减少对中国出口的目的。”他说，印度政府目前对国内铁矿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以加大印度政府对铁矿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据悉，印度政府一直希望通过某种手段，以达到62%以上品位的铁矿进行出口专营的目的。其次，印度政府还以保护环境为由，计划关闭上百家小型矿山。另外，包括卡纳塔克邦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整顿铁矿汽运秩序。
与铁矿矿主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的印度中间商曼钱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不少铁矿出口商认为，此举表明政府难以抵抗国内大型钢铁公司的压力，因为它们因得不到质优价廉的铁矿砂而频繁向政府抱怨，政府只能出此下策。
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小组组长普拉纳布.森认为，政府正采取各种措施，以使铁矿砂价格更加“合理化”。当《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追问印度是否计划减少对中国出口铁矿砂时，这位刚刚从“印度2005-2006年度财政预算报告”起草等繁忙工作中脱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增加对印度的焦炭出口。森在印度经济界的影响举足轻重，他的这种解释也许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印度业内专家就普遍认为，印度政府此举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措施向中国透露一个信息：放宽对印度的焦炭出口限制。
印度铁矿砂出口商在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印度政府增加铁路运输税收的做法并不会对他们的利润造成重大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印度国内一半左右准备出口的铁矿砂是通过汽车和船舶运输的，因此，该税收政策的影响显得更加轻微。他们认为，政府想通过提高铁路运输价格达到限制铁矿砂出口的目的不一定能够实现。
据印度钢铁界知名人士费洛兹判断，铁路运输费用的增加不可能对铁矿砂出口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运输上所增加的费用相对国际铁矿砂价格的巨额涨幅是“微乎其微”的。费洛兹说，“铁矿砂价格一涨再涨，抵销运输费用的上涨绰绰有余”，而所有铁矿砂出口商都能“非常轻易地消化”“微不足道”的运输上涨。
当初TCL携手阿尔卡特成立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公司的时候，大概谁都不曾想到，这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的命运在半年之后的今天便已是风雨飘摇。“如今已经是问题重重，人心惶惶，一盘散沙。”TCL移动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合资公司副总、曾为TCL手机营销立下不少战功的原营销副总经理杨小溪也赋闲在家。
去年9月，传闻已久的TCL阿尔卡特合资公司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1亿欧元，其中TCL以5500万欧元占股55%，而阿尔卡特则占股45%，总部设在香港。
“TCL一是希望借阿尔卡特之力打开国际化通道，二是希望在研发方面能够从阿尔卡特借力。”一位业内人士评论道。当时李东生的想法是，最多18个月，新公司必须扭亏。
“这次合并，将使TCL占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的排名，从现在的第15位上升到第7位，这也是国内手机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手机行业的前10名。”在合资公司的开业典礼上，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曾以一份摩根士丹利为TCL和阿尔卡特合资出具的一份报告为依据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但遗憾的是，成立仪式上的这句豪言壮语显然并没有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减缓TCL手机的颓势。来自TCL移动内部，但未经TCL官方证实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TCL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跌到不过20万部左右。这一数字对于曾经稳坐国产手机第二把交椅的TCL而言，无疑相当尴尬。
“因为有库存，所以实际销售量会比20万这个数字高一点。但这也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品研发没有跟上。”TCL移动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
相比之下，在销售业绩上阿尔卡特方面从合资公司的获益却较为明显。在去年11月TCL接管阿尔卡特营销之后，仅仅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阿尔卡特手机的销量便增长了十倍。“但是这样高速的增长随着中国区人事的变动而停滞。”合资公司的这位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人事方面，自合资公司成立之后便陆陆续续有人员从合资公司离职，其中以原阿尔卡特的员工居多。而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传统的“跳槽季节”里，合资公司员工离职行为更掀起了一个小高潮。除了各部门的研发工程师外，一些中高层也逐渐开始加入到离职队伍中，如华东区大区经理陶海东。
在研发和营销方面，除了今年1月初有一次“烽火行动”之外，新公司却罕有作为。这一切都与合资公司特别是来自TCL方面频频的人事变动是分不开的。
去年12月，曾经被誉为“手机狂人”并为TCL手机立下汗马功劳的万明坚黯然离开TCL。紧接着今年1月1日，合资公司新任总经理刘飞走马上任。
一位接近合资公司高层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新任的海归派总经理刘飞之前就曾供职于TCL，后来中途退出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手机设计公司。而在自己创业不成功之后，刘飞又重新回到TCL，并在这个特殊时期被委以重任。”
其实，当初力促TCL和阿尔卡特合资一事的其实并非外界普遍认为的万明坚，而是在港上市的TCL通讯执行董事王道源。而万明坚离职之后，真正让合资公司内部感到无所适从的是新领导层的结构。
合资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万明坚离职后，公司员工对新的领导层很不以为然。“无论是TCL移动总经理袁信成，还是合资公司总经理刘飞，都没有经过真刀真枪的实战，对手机市场并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
“由于新的领导层对手机市场不够了解，所以采用的是想当然的粗放式管理。而如今内部不少员工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合资公司的盈利现在看来更是遥遥无期，各方面都是困难重重。”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他表示，之所以不看好合资公司的前景，不是因为万明坚的辞职对整个TCL手机的影响，而更关键的是目前这样的领导层从来没有手机行业的经验，根本无法理解这个特殊市场的特点，行事风格和处事方法与万明坚等这些一路摸爬滚打、身经百战过来的人大为不同。“他们是没有认识到彩电市场和手机市场是有区别的，彩电市场的成功模式怎么能够生搬硬套在手机市场上呢？他们这是在交学费！”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精明干练的李东生应该不会看不到目前管理层的缺憾，委任袁信成为TCL移动总经理的决定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之前盛传TCL电脑总经理杨伟强将取代袁信成执掌TCL移动帅印，尽管传言最后得以澄清，但却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现任TCL移动总经理袁信成很可能只是李东生在这个过渡期的选择，因为袁信成年龄已经偏大，以他现在的精力和身体状况不太可能长期在TCL手机的这个位置上干下去。况且袁信成还兼任着TCL集团的副总裁，这样一个持股比例仅次于李东生的TCL二号人物长期呆在子公司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合资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然而袁信成上任之后，却带领了一大批彩电旧部入主TCL移动。从这个举动来看，袁信成似乎又并非只是希望在TCL移动总经理的位置上仅仅只是呆上三五天。
“让杨伟强取代目前袁信成的位置据说是李东生的希望，但目前杨伟强正执掌TCL电脑，故而对调任TCL移动一事颇为犹豫。”上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从去年开始，国产手机集体遭遇寒流，易美倒闭、科健几易其手、波导失语、熊猫抽身而退、南方高科资金链紧绷、TCL亏损且其合资公司命运未卜。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只是一些大厂商在战略和管理上出了问题，而不是整个行业的萧条。
“只是某些企业的问题，而不能说这个产业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从整个市场来看，这个产业还是生机勃勃。”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如今产业链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使得许多大厂商开始走下坡路，而一些小厂商的日子却开始过得红红火火。特别是随着手机准入制度的终结，到时候有更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竞争中来。
“到时候，那些没有后顾之忧的新厂商很可能会将那些今天看来规模大，但历史包袱沉重的大厂商清洗出局”。
国家队肯定再来五个，都是从深圳队征调的，李毅、李玮峰、李雷雷、陈永强、张永海，朱震宇也不来了，在分组对抗中，邹侑根的表现非常不错，应该肯定能去，据日报记者说，这次只带22人，要淘汰5个，再加邵佳一就是23个，朱广沪有这样的意思，他认为现在热炒所谓的“健力宝系”有点无聊，人家进国家队主要是实力的原因，比如打防守反击肯定要有李毅，李玮峰是后防线不可或缺的，包括这次没有应召的郑智，肯定是拉不下的人物，三个守门员中本来就有李雷雷，而李雷雷本身实力就非常强，张永海在辽宁的时候就是国家队的成员，所以朱广沪希望大家不要对此有过多的想法。
晚上，国脚们就在沙滩旁的健身房做了一些力量训练。总的来说，这场对抗比较平淡，但平淡之中又蕴含着人员的竞争，今天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基本确定“深圳五虎”的归队，这样目前的阵容中必须走5个人，这样等于五进五出，不赔不赚。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不能低估“性贿赂”这颗“原子弹”的威力，不要以为挖一点“战壕”，搞一点“防空洞”，就能够抵御它掀起的“冲击波”和“光辐射”，如何铸就抵御性贿赂的有效盾牌，这是个长效的机制设立和立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谈到性贿赂，首先要涉及到性交易。所谓性交易，是指一方提供性服务，从另一方中获取收益的行为。根据性交易的定义，有关法学专家给性贿赂下的定义是：通过向国家公务人员提供色情和性服务，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鉴于目前查处的腐败官员大多数都有接受他人性贿赂的现象，有关法学专家呼吁通过立法进行制裁。
从近年来媒体披露的许多腐败案看，一些腐败分子在堕落成罪犯之前，都曾经是优秀干部，多少都有一些“辉煌”的历史。纪检监察部的一位领导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绝大多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都是从接受他人提供色情服务开始的。
因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是这样一位“色胆英雄”。1948年10月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他，小时候放过牛，种过田，砍过柴。从1968年参加工作到1998年1月任江西省副省长，30年的打拼，胡长清不能不说是位强者，然而，强者在功成名就后却立刻暴露了男人本性的弱点。
担任了江西省副省长后，胡长清一度住在属于省政府的赣江宾馆。该宾馆的一位比胡长清小20岁的女服务员胡小姐，得知这位身材矮胖、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长，便不由自主把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宏大计划，同这位貌不惊人的男人联系了起来。
得知胡副省长远离北京的妻子，时常寂寞孤独，便瞅准机会频繁进出副省长的房间：给副省长端茶倒水等服务更周到了一些，脸上的微笑更迷人了一些，说话的声音更甜美了一些，衣服穿得更单薄更宽松了一些，低头扫地抹桌子时那高耸迷人的酥胸露得更多了一些……
与胡长清有了特殊关系后不久，胡小姐便在南昌市中心地段得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并很快被调到省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胡小姐“性贿赂”的战略初步实现，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在胡长清即将调回北京任职的时候，胡小姐便提出了调广州工作、并在那里买一套住房的“合理要求”。胡长清毫不犹豫，调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使事情很快便有了着落。让胡小姐都没想到的是，胆大妄为的胡长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为了到广州与她幽会，竟然不惜化名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副省长胡长清的神秘失踪，最后导致了这个大腐败分子的彻底暴露，致使胡长清在南昌反腐败的一声枪响中，走完了自己奋斗、成功到灭亡的全部历程。
同样为“女色”而牺牲自己大好仕途的还有另外一位副省长———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
1988年海南建省后，孟庆平担任副省长，主管土地、基本建设、机电产品进出口等工作。一位来自上海的黄小姐在了解了孟庆平好色的底细后，给其奉上了“一桌”孟庆平从未品尝过的“美色大餐”，信奉“有来无往非礼也”传统的孟庆平，在海南为黄小姐批了房地产公司，并给予了别人难以享受到的土地优惠。
1993年4月，孟庆平从海南调到湖北省任副省长。作为地方诸侯的孟副省长，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深谙投入产出经营之道商人的青睐。爱好食、色的孟副省长经常光顾武汉的一家火锅城，火锅城那位年轻的女老板一眼就发现了孟副省长的投资潜力。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女老板主动邀请副省长大人跳舞，在昏暗的灯光下，女老板和着悠扬的乐曲和孟庆平跳起了贴面舞，把省长大人撩拨得魂不守舍。眼看火候已到，她悄悄地把孟引进自己的办公室，并在办公桌上上演了一出男欢女爱的“好戏”。此后的火锅城不仅生意日渐兴隆，而且还成为孟庆平巨额赃款存放处。
近来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接待上级检查团的顺口溜：检查团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管饭。管饭以后怎么办？坐着小车看一看。看完以后怎么办？换个地方再吃饭。吃饭以后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完以后怎么办？他想咋办就咋办……
这个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在上级与下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交往过程中，所存在的性贿赂的现象。
四川省九星纺织集团公司原总工程师殷大炳在重庆与个体户辜某相识，通过辜某的引荐，又结识了江苏省江阴市某化工厂副厂长葛某。葛某感到这位在国有大型企业担任总工的老乡，其手中的权力或许能转化成丰厚的利润，所以对这位老乡显得格外地殷勤。
在重庆，葛、辜二人拉着总工殷大炳，走进了一家歌舞厅。一首情歌一曲舞，他们忘情地喝着、跳着，尽情地品尝着浪漫的情调。辜某见“殷总”兴致很浓，于是领着一位20岁的迷人的小姐来到他的身边：“殷总，给你找了个能歌善舞的小姐，保证有求必应。”辜某一边说，一边向姑娘使眼色。
小姐在跳舞时，不断将身子向这位老态龙钟的“总工”身上贴，跳了几曲之后，伴舞小姐便跟随殷大炳走进了昏暗的包厢……
从那以后，殷大炳经常借故出差来到重庆，不断地重复那销魂之夜的故事。
“殷总，你是大厂的总工程师，我们联手搞生意保证能赚大钱。”同金钱的行贿者一样，作为性服务提供者的葛、辜二人，开始向接受性贿赂的总工殷大炳索要回报了。
“我只懂技术，不懂生意，怎么能帮你们赚钱呢？”殷大炳之所以没能果断地拒绝，是因为年轻的性工作者提供的性享受实在是难以抗拒。“我们手头有一套闲置的溴化锂制冷设备，底价20万元，加价卖出后赚的钱人人有份。”葛某神秘地告诉殷大炳。
一步步走上国有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岗位、副厅级干部的殷总，最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利，用九星纺织集团公司的巨款购买了一套质量低劣的制冷设备，毫不吝啬地将广大职工辛勤劳动换来的40万元血汗钱拱手交给了个体经营者。
南京新联机械厂是一个拥有4700名职工、13.5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从1997年起仅两年时间就滑到了破产的边缘！
1998年的一天，南京新联机械厂的一名干部带着一个女人突然来到自己原材料供货单位“红宝丽”公司，指着这个女人介绍：“这是上海东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张总，今后我们厂要的保温板，全部从张总这里进货，你们要想做我们的生意，就将货物先提供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