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已经历时四年多的熊市，政策向多将封杀股指向下的空间，目前需要明确的是股指的最终支撑位。由于临近年底，对多方来看，已经越来越有利，磨过年底实际上就是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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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等6人与湖南某国际旅行社签订了“九寨沟黄龙四飞，5天4晚”的旅游合同，只因旅游途中购物“不积极”，他们被导游和司机抛弃在九寨沟的荒郊野岭……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按照常规，“九寨沟黄龙四飞，5天4晚”的旅游项目每10人为一个团，每人的费用为3800元，但是因为胡先生和朋友组成的团只有6人，经双方协商为每人6700元，而且这家旅行社不派导游全程陪同，委托当地某旅行社负责旅游接待任务，时间为8月20日至24日。
8月20日，胡先生一行一下飞机，当地某旅行社导游邓某和一名司机前往接机，并带他们到饭店吃饭。一报菜价，胡先生和朋友们吓了一跳，鸡160元/公斤，羊1200元/只。考虑旅行刚开始，为了不影响导游和司机的情绪，他们一行人还是狠心点了160元一公斤的鸡。
8月23日上午10时20分，导游和司机一车把他们拉到了甲午水晶城。胡先生和朋友是一心想来游山玩水的，对购物没有任何兴趣，于是在商场里转了一圈后，全都空着手出来了。
见游客什么都没买，司机立刻闹起了情绪，故意把车开得很慢，望着身旁飞驰而过的其他车辆，看着所剩不多的时间，6个人都忍不住要求司机开快一点，但司机态度恶劣，最后双方争执不下。司机干脆停了下来，让所有的人下车，并把行李提了下来。
由于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外，无奈之下，胡先生和朋友只好向当地政府和酒店求助，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6个人才又踏上旅途，换了新的租车服务和酒店，胡先生等为此多花了1400元。
经过长沙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的调查调解，胡先生等6人在九寨沟旅游受到不公正待遇一事，以湖南某国际旅行社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而告终。据新华社
新华网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加利福尼亚大猩猩饲养基金会的两名女员工以性骚扰状告该基金会主席，称她们因拒绝服从命令向猩猩裸露乳头而被开除。12月2日，这桩诉讼以庭外和解告终。
这两名女饲养员名叫南希·阿尔帕林和肯德拉·凯勒。她们俩负责照顾加利福尼亚大猩猩饲养基金会的一头会用手语与人交流的大猩猩“可可”。一天，两人发现“可可”的打着奇怪的手势。基金会的主席帕特森认为这一手势的意思是“可可”想看这两名女饲养员的乳头。于是，帕特森要求她们将自己的乳头展示给“可可”以满足它的这种“恋乳情结”。二人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于此后不久被开除。
今年2月，阿尔帕林和凯勒以及她们的一名前同事将加利福尼亚大猩猩饲养基金会及其主席告上法庭，索赔金额超过100万美元。12月2日，被告律师托德表示，该基金会已经同意庭外和解，但和解协议的内容属于机密，不便透露。
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这并不是唯一一起“露乳事件”，另一桩类似诉讼至今悬而未决。加利福尼亚大猩猩饲养基金会的一位名叫艾利斯·利维拉的前雇员向法庭控告该基金会强迫自己向“可可”裸露乳头七到八次之多。
“可可”是一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大猩猩，雌性。据说它目前的美国手语词汇量已经超过了1000个。(完)(专稿）
发改委副主任张平表示，要把群众反应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问题作为明年工作重点
昨天在京召开的全国物价局长会议传出消息称，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将是全国各级物价部门在明年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制定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政策，也将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有着“价格发动机”之称的粮食价格成为物价稳定之首。会议首先对2006年的粮价稳定进行了部署，即各级物价部门要完善粮食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努力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影响粮价的相关化肥价格、涉农收费等问题也将继续得到密切关注，以便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落到实处。
除了粮食问题外，与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问题，将成为物价部门2006年继续“攻关”的内容。在昨天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平对上述问题分别予以了指示。
“当前，群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问题反应强烈。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张平透露，国家将继续分批降低政府管理的药品价格。
解决群众“看病贵、药价高”问题，具体来说，物价部门将完善药品的政府定价办法及相关配套措施，对部分政府管理的药品进行出厂价核定试点，继续分批降低政府管理的药品价格，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对市场调节价药品和医疗器械价格依法进行必要的干预。
国家发改委重新修订了政府定价药品目录，将政府管理药品的品种从1500种增加到2400种，增强了政府监管药品价格的能力。制定了《药品差比价规则》，从制度上抑制了企业变换剂型、规格、包装等变相涨价的行为。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制止医疗服务中存在的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负担。各地将加快降低药品价格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的工作进度。
教育乱收费也是明年价格主管部门治理的重点之一。张平部署说，明年各级物价部门将对高等教育培养成本进行全面审核，降低过高的学费标准。相应的，改制学校收费也将遭到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从而制止以改制之名行高收费、乱收费之实的行为。对中小学的教材价格监管也将得以继续和加强。
此外，物价部门将在2006年“出手”，干预经济适用房价格和廉租住房租金。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管理、住房销售、房地产中介与物业服务费等行为也将得以加强管理。
在稳定物价的同时，价格改革，尤其是资源价格改革将成为2006年的一个“重头戏”。其中，已经有所动作的成品油价格改革仍将继续，电价改革也将进入实施新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水价改革也将在明年正式启动。具体包括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合理调整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加大污水处理收费制度的实施力度。此外，天然气价格管理也将得以改进，物价部门将简化天然气出厂价格分类，建立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此外，煤炭价格市场化,土地价格改革也被明确纳入了明年的改革范畴。
不过，明年将要进行的价格改革也并非急风暴雨似的。发改委官员在会议最后强调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在疏导价格矛盾时，必须审时度势，综合考虑群众与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另外，对于突出的、比价关系严重扭曲且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的价格矛盾,物价部门也应充分考虑对价格总水平、群众生活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注意上下游产品价格水平的衔接。
2005年中国经济风起云涌，气象万千，谁能挺立潮头，独领风骚？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社会责任……新型工业化道路谁为先锋？一年一度，这一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2000年创立的传播品牌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将在2005年12月底揭晓，以下为2005年12月5日公布的最终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位候选人名单：
本报讯怀疑妹妹复吸毒品，哥哥打电话向当地派出所报告。12月2日上午10时左右，福清渔溪派出所的民警，将有过几年吸毒史的吴清玉，叫到派出所做笔录。半个小时后，吴清玉母亲也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后被告知，女儿从四楼跳下身亡。昨日，渔溪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福清检察院正在调查此事，他不便透露详情。
昨晚，吴清玉的母亲林珠金告诉记者，女儿今年37岁，有几年吸毒史。七年前，女婿得癌症身亡，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吴清玉心情很糟糕，就吸上了毒品。前几天，家人看到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怀疑她可能又吸上毒品。2日上午9时30分许，吴清玉的二哥给渔溪派出所负责这一片区的民警郑应忠打了个电话，说妹妹可能又吸毒了，带到所里了解一下，如果又吸上了，就戒毒吧。快10点时，郑应忠和两名保安，开着警车，到了渔溪镇老人馆，将吴清玉叫走了，说到派出所做笔录。吴清玉临走时，嘀咕了一句：“我又没吸！”10时30分左右，警车开到家里，让林珠金到派出所里，有事情。
林珠金说，以为女儿被查出来复吸，她给女儿准备了几件替换衣服。她被带进派出所后，民警却是找她做笔录，问的都是女儿以前吸毒的事情。中午，民警还给她端来了一碗面条。直到下午3点左右，她的丈夫和其他亲属才被派出所通知进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位领导对她说：“你的女儿进派出所做笔录时，突然跑上4楼，跳了下来，我们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没有救活。”在派出所里，警方还用警戒线围起了一个小圈子。林珠金说：“我看到地板上还有血迹，但已被水冲过。”
在福清市融强医院太平间，林珠金见到了被白布蒙着的女儿，手上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上午10时25分，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
吴清玉的父亲吴文水说，之前，女儿被家人和渔溪派出所一起送去戒过两次毒，即使复吸也不会害怕，为何会想不开寻死？“大厅有那么多民警，难道还拦不住一名女子？”
“我进派出所时，女儿已经去世，为何不通知我们家属一起来见见女儿，为何不先让我去见女儿最后一面，而是找我做笔录？”林珠金说。
昨晚，记者赶至福清市渔溪派出所，值班的一位姓王的副所长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记者紧接着拨打了当事民警郑应忠的手机，手机关机。
记者拨通该所所长林立的电话，想当面了解事情的经过，被他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这个案件，目前福清市检察院在搞(调查)，现在我不方便对新闻媒体说。”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天价医疗费”的电视第一报道者，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郭宇宽：哈医大二院在业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声誉显赫，当我们接到投入500多万元却把老爷子给“治死”的举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加上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家都怀疑这则举报的真实性。直到有一天家属传来了部分收费清单的复印件，我们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为了避免带着简单的义愤作“缺席审判”，记者在哈尔滨进行了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您首先采访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宽：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属控诉的焦点，黑龙江当地媒体曾高调宣传过此人。一开始记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医院里暗访了一圈，见到的情景颇为混乱：不时有医托搭讪，有收药的，甚至有上访的，还有人在大堂见人就拜，求求谁能和医院说说好话，因为带的钱不够。在确认了心外ICU科室位置，并确认主任于玲范就在办公室以后，记者和摄制组敲门进去，自报家门，进行突击采访。
于玲范当时正在改一篇和别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桌上还有一摞某消费场所的赠券。一提翁文辉的名字她就紧张起来，对于记者的所有提问，她基本上反复用三种方式循环回答：第一，对于治疗不懂，医嘱都是北京请来的专家下的，我们只是执行；第二，这个情况太具体，我作为主任不管，你得问护士；第三，医院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你可以问调查组。
郭宇宽：医院纪检委书记杨慧之后作为调查组组长接受了采访，但是她的态度更加强硬，她先是质疑记者的资格：“你们对医疗问题了解多少？”“你们受什么人的指使？”“我们这是一家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院……”在记者的追问下，她郑重说出了院方调查组给这次医患纠纷的定性，第一，对于这位患者，在收费问题上，非但没有多收而且经过核对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费中有错误，那是因为对这个病人“过于照顾”，所以破坏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乱。而其他医疗方面的问题，她都解释不了。
《第一财经日报》：从他们的反应判断，这家医院似乎在“天价医疗”事件上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否则，他们为何刻意回避。
郭宇宽：在采访中我们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释地方，比如于玲范解释之所以有时候一天在账单上用血量达到一万多毫升，是因为血库用血紧张，所以经常一次取出几天的量。而输血科主任丁巾则一口咬定，绝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对于一天之中输血94次，也就是输了94袋血制品,护士长郭晓霞最初说完全有可能，但是记者后来询问她输一袋血，最快要多长时间，她脱口而出：“以前最快半个小时输过一袋，再快病人心脏就受不了了。”但她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语失，记者追问：“假如24小时都用这种最快的速度，能输多少血？”她想了想说“没有算过”。
郭宇宽：这就是为什么说跟医院相比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原因。治疗方案或者病程记录，我们都要不出来，找医院，医院说都给家属了。家属也要不出来。即使后来又带着摄像机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给，说记录都给于主任要走了。
《第一财经日报》：院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反正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郭宇宽：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怀疑只是一种怀疑，这就涉及到了ICU的特殊性，记者在调查中深感，ICU对于外部监督来说，是一个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这就造成了监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丧失了行为和表达能力，喉管被切开，身上插满管子，手脚被绑在病床上，身上没有衣服，只盖床单，听凭医护人员的摆布。而病人的家属又不在身边，也不能探视，只能听护士转达病情。而用药过程也无法监督，究竟用了多少药输了多少血，都只有里边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属说的：“就是他们虐待病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
记者曾见到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带我回家”等字条，是患者在护士短暂离开的间隙给家属留的。可当记者询问患者家属，既然对ICU病房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信任，为什么不投诉呢？富秀梅哭着说：“我们不敢呀，老伴的喉咙已经被割开了，离开呼吸机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里，要是得罪了他们，老头要受更大的罪呀！我们只有变着法儿讨好他们，后来他们全科室吃饭我们家都包了，每天都给他们送饭。”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到你们的电视报道，后来患者的主治医生终于出来说话了。
郭宇宽：在这样的调查中你是能明确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整个系统会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
就在这时管床医生王雪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给家属也留下了比较正直的印象。当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曾接到过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说什么不说什么，要想清楚。”虽然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可以感觉到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样含糊其辞，非常紧张，多次停下来喝水。在谈到做医生的原因时，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一种真诚的东西，我能够感到从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选择，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可以说豁出去了，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无论是输液输血剂量，还是外购药去向，都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郭宇宽：结束哈医大的采访后，我们虽然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还是得采用专家的意见。我们多方联系，却没有一个ICU方面的专家愿意站出来说话。甚至北京一位参加过翁文辉病情会诊并收了30多万元出诊费(翁家儿子翁强事后透露)的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也不愿意评价。
直到联系上水利部总医院前副院长和前ICU主任马育光，他开玩笑说：“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哈医大二院的收费和管理为什么不合理，还在账单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根据规定，北京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一天，可哈医大二院在收费中把它拆成四项，每项收一遍费用，这样每天就出来1248元。
在这起医疗事件中，我们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得连专家都觉得滑稽。用马育光的说法，一些错误太低级了，也太离谱了，可见他们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财经日报》：我回北京见到了患者的儿子。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其实，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即使再有钱，在医院面前似乎也很无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其实在医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宽：患者大儿子翁强是一个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他曾经表态：“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钱，我都乐意。”确实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光北京的专家就请了好几十个去给他爸会诊。这让人感慨，在这个穷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医疗资源，包括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务都可以用钱买到。但更让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属花了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一些医护人员为病人着想的基本职业道德，翁强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钱，我爸也不会受这个罪了。”《第一财经日报》：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中纪委、监察部、卫生部等各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的反应是极其迅速的。而公众的网上评论更是如潮水般。个人感觉这次事件将对医疗卫生改革起到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
郭宇宽：这个事情感觉有点像医疗界的一个“孙志刚案件”。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医疗事故在中国不是第一回。而翁文辉事件的奇怪就在于，它是第一次被披露，而且是以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新闻事实被披露。
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但是由于不透明，特别是涉及到监狱系统，我们记者无法调查，只能通过知情人透露。对于医疗事件也一样，大家都知道有问题，比如回扣等，都是大家知道的公开秘密，但是不能像解剖麻雀一样解剖。但是这次跟“孙志刚案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专业性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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