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少数院士还喜欢对所有的事情都发表评论，这同样是学术浮躁的表现。
记者：前段时间爆出“川大教授学术剽窃”一事，媒体称其为中国版“黄禹锡”事件，对于这个事件，你们怎么看？
沈国舫：中国出现“黄禹锡”并不奇怪。只是截至目前，这个事件对外界的震动还没有达到黄禹锡事件那样的程度。科研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对于学术剽窃的情况，现在揭发出来是好事。这样的事情，该揭露就揭露，这也是媒体的责任。
陈竺：黄禹锡事件确实给我们很大警示，我们和韩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急切地想改变现状，提升科技发展水平，而且两国文化相近，都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大家习惯把学术地位与行政联系起来。在黄禹锡事件中，就是国家给予了他太多特权，给他安了太多头衔，他几乎被神化了。这当然不利于他继续创新，而且重压之下，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科研就是科研，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色。
记者：去年几十位两院院士受聘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的事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件事究竟因何而起？
沈国舫：我认为大多数院士是好的，他们为科研奋斗多年，赢得了社会尊重。但受社会影响，个别人也会陷入到各种问题中去，我们也不断地给他们敲警钟，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让他们注意自律。至于所谓的“中国管理科学院”，我们了解到，那是香港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北京只是一个空架子。他们聘任“院士”，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院士为其壮门面。我们的几十位院士“受聘”，应该说是受了蒙蔽，我并不觉得他们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事，要贪图什么。当然，我想也有个别院士存在虚荣心。因为现在世界上有第三世界科学院，所以他们可能会误以为那个什么管理科学院也是类似机构。其实，他们事前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不就清楚了吗？所以院士们还是要严于律己。
陈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想，科学家连什么是具有合法地位、在科学界有影响的科学组织都不清楚，这显然不应该。不能人家出来抖一下旗，你就投奔而去。不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
记者：外界一种说法是，院士终身制会导致院士失去创新动力，甚至产生某些不良学术现象。因此，有人认为应该考虑取消现行的院士终身制。
沈国舫：院士本来就不存在终身制的问题。院士只是终身荣誉，好比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是你终身的荣誉，别人拿不走。院士虽然是终身荣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科研工作就此止步。以中国工程院为例，80%以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院士在原单位的任职也没有特权，只不过对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院士在80周岁之后，在院士增选或院士大会上就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其他活动的参与，也可以根据身体状况自行选择。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他们的学术生命就会继续，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需要他们的智力资源。
陈竺：取消院士终身制是不合适的。因为院士不是岗位，而是科学荣誉。目前，全世界的科学院都采取这样的做法，院士是终身荣誉，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院士已经不是终身制了，如果他们违反了基本的科学道德，院士荣誉也可以被取消掉。但总的来说，我们遴选院士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
沈国舫：国家现在给院士的津贴是每个月200元，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此外，关于院士待遇并没有其他明文规定。关于津贴调整的问题，我们也打算向国家建议搞一个统一规范，杜绝院士出去做商业广告。目前，我们正在调查研究院士收入状况，问卷已发出去了，收回问卷后，我们将把调研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决策。
陈竺：院士津贴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院士可以通过外出讲座或兼职等获取工资津贴之外的收入，但一些老院士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我建议国家设立相关规定，切断院士“灰色收入”的渠道，提高公开统一的津贴标准。这个问题，我们会通过合适渠道向上反映。
沈国舫：我们对院士的要求是，他们要避免从事本职之外的兼职工作，所得报酬要与实职工作相称。去年，在新院士当选之后，我们马上给每个院士和他们所在单位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要保持平常心，严于律己。我们收到对某些院士的投诉材料之后，如果调查属实，会和所涉及的院士谈话警告。
现在的院士章程里，也有对院士学风道德方面的惩戒规定，从谈话、警告、记过直到撤销院士称号。但现在章程里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什么情况需要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目前，我们科学道德委员会正就制订实施细则进行研究。但其中的界限划分有一定难度，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明确告诉你细则出来的时间。
陈竺：科学院道德学风委员会正在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科学家需要自律，并担负起与其相称的社会责任，我想最终还是要提倡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风。实际上，如果科学家出现了道德学风方面的问题，就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只要查实有人出了问题，那就不管他是院士还是一般科技人员，都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处理。
下个月，我们科学院将开一个国际性会议，主要探讨院士学风建设问题，也将参照国际上道德学风方面的一些举措。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希望成立全国性的学术道德管理委员会，发生重大学术不端问题后，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处理，但调查委员会不能全由本单位成员组成，并将调查结果公开发布。
中新网3月11日电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消息称，3月9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就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当天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亚洲司负责人指出，麻生外相作为日本外交当局最高负责人，在国会答辩中公然称台湾是所谓“民主主义成熟、自由主义高度渗透的法制国家，从各种意义上讲台湾都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这是对中国内政和领土主权的粗暴干涉，中方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慨，并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中方强烈要求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的有关原则，切实履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消除麻生外相错误言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要再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麻烦。
这是一个如此注重孩子教育的年代，也是一个教育投资风行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名重点中学的老师，我常常感受到大众对名校的敬仰、渴求甚至是迷信。
我们学校在广东省里算是一流的，曾有学校老师这样说：“在我们手里培养的学生，都应该去北大清华，一般的也要去中大华工，否则，就是我们的失败。”连学校里的老师都这样认为，可以想像，要一般的老百姓不追逐名校那是很难的。名牌中学的入学通知书就是名牌大学继而高薪厚职光明前程的直通车票。为了这张车票，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门里挤。
我们学校办了个民办初中，记得，招考那天，整条马路都塞车。三万八的赞助费，这是一个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孩子入学考试不通过，那么就连交钱的资格都没有。要是这些家长都有权有钱，名校学位如囊中之物也罢。偏偏诸多人都还无权无势，却又不得不跟风加入名校追逐潮中。结果，没进名校的只好望门兴叹，而进去的也未必如愿以偿。
名校办的民校，我敢说它基本上就是个贵族学校。在广州，能够毫不在意地一下拿出几万块钱而面不改色的家庭我想并不算多。有很多家长交钱的时候都是掂量再掂量的。但也有不少家长却是根本不计较这几万块钱的赞助费。我去家访的时候，听到不少的家长说，我们家里有这个条件，孩子也不笨，当然要选个好学校。也有的家长说我的事业很成功，事事如意，最操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再没别的。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校里的学生不简单，他们的家庭背景跟往年的公办初中学生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家访那几天，我所见到的家长可以说是非富即贵，虽然没有真正接触到学生，但我已经知道，我这个班不好带。
有一个家长对我说，小学的时候有老师对他的孩子态度很不好，给孩子造成了伤害，“如果我不是可怜她，早让她卷铺盖了，当然——”家长满脸笑容地对我说，“老师，我对您是很尊敬的。”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百般滋味。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名校算什么，老师算什么，名校可以有很高的门槛，但同时也有很低的姿态。不是我们名校选择学生，是有钱的家长选择了名校。
开学以后，这个班果然很难带。以往不用操心的午餐和午休，都成了老师的难题。有些学生中午都不爱在学校吃饭，几个同学打出租车去天河城购物中心，吃完饭再到六楼打游戏，到差不多上课了再打个车回来。我们以前的学生很少中午在校外游荡的，可现在不同了，学生一出校门，你简直没法知道他去哪了。还有，我们当时要是有什么杂费要收从来不必预先通知的。老师都知道你说收作业未必收得齐，收钱一下就能收上来，哪个学生要说没带钱都要给同学嘲笑的。
有一次，学校共青团组织发出帮助身边贫困同学的倡议书，班长读倡议书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因为身边的同学没有人需要帮助。
年级组织外出活动，本来说去深圳欢乐谷，学生都反对说我早去过好几回了。商量了很久才选定了广州番禺的一个农庄，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学生带干粮，去了再买嘛。学生问，老师那里有没有麦当劳。有一个女孩子带了饭盒，里面是“我们家保姆给我做的寿司”。回来的时候又出问题了，好几个学生不想跟车返校，理由是他们再约了一起回去玩。我感觉自己真赶不上趟儿。
你说花了几万块钱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又有什么好处呢？这里会助长孩子攀比之风，学生的骄娇二气会更加严重。平常班里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我们都会教育他，可现在，整个班都这样。家长把孩子送进我们学校的初衷大多是希望孩子在学校良好的学习气氛熏陶下，耳濡目染也变得勤奋好学。但那么多有钱人的孩子聚集在一个班里，效果实际上是相反的。我们老师也没有什么经验针对这些特别的学生进行特别的教育，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
可以想象，如果普通家庭的小孩进了这样的民校就会显得另类了，会不会遭到排挤先不说，我们老师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但初中是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初步形成的阶段。在此之前，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可一上初中，他的思想就会受到冲击。他原本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都感觉良好，结果渐渐发现，自己的一切跟别人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社会贫富悬殊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那里不是那么容易被消化理解的。比如，有钱的孩子读书不成，父母可以送他去外国读，将来还可以继承家业。家境普通的同学就会想，天道酬勤是骗人的，努力读书有什么用，个人前途早已由家庭背景决定了。我这里并不是说仇富，实际上，也有不少孩子家庭条件很好，他本人品格非常纯朴学习也很不错。但我觉得，对十来岁的少年来讲，他很难理解和接受自己和同龄人之间这种由于金钱而造成的差距。
学校教育不是保姆式教育。家长都希望老师能对自己的孩子格外用心，但一个班里50多个学生，不可能每一个学生老师都细心关照到，只能说是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如果家长自己对孩子不用心而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那这个孩子八成是管不好的。最有效的教育始终是来自于家庭。天底下做父母的，即使你有再多的钱，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都不可以忽视，绝对要亲力亲为。
可惜这个道理很多家长都不明白。他们总是以为，你是老师你懂教育，我们不懂。所以孩子就交给老师了。有些家长开着车来接孩子，可是孩子从后门溜了，家长还傻傻地等。等不到就打电话到我这里找人。孩子回家了，家长还打电话来让孩子向我认错。干嘛向我认错呢？你自己的孩子，犯了错，你自己都不会骂，还要找我来替你骂。我总对家长说，孩子上学，只要带一张交通卡一张电话卡，外加一瓶水就足够了。可是有些家长，孩子身上带了多少钱一点都不知道。最离谱的一次，学生新买了一双一千多元的耐克鞋，我看见了告诉家长，家长都搞不清楚儿子买鞋的钱从哪来。
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是因什么关系来到我们学校的我不知道，他念的小学也是名校，但他的基础很差，完全跟不上我们的教学。他听不懂广州话，普通话也不怎么会说。那个小孩除了学习跟不上以外，其它的事情都做得很好，独立能力强。后来知道他家在外地，父亲把他一个人放在广州念书。这个小孩为人正直，也爱劳动，集体荣誉感强。因为家里只有管家和他两个人，管家只负责他起居饮食，别的事一概不管。孩子基础差对课程不理解，作业做不了，于是就不做了。课听不明白，于是就不听了。我给他补过课，可是他每一科都不行，补也补不过来。有一回我检查试卷的改正情况，这个学生没有卷子。因为，父亲来了广州，对他读名校感到很得意，于是请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大摆宴席。那天晚上，他也随父亲出席了宴会，口袋里装着一张不合格的试卷。席间该学生去了厕所，把试卷扔进马桶冲掉了。
我所知道的名校向来是不怎么重视初中教学的，不仅仅我们学校是这样。因为三年后的升中考是一次大洗牌，名校名声在外，生源是不愁的。很多普通中学的优秀学生都会报考我们学校。而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却有可能会考到别的名校去，那又何必为他人作嫁衣裳。说到底，名校吸引外界注意的始终是高考的升学率。所以名校的初中管理是比较松散的，随你自由生长。像上面提到的孩子，家长把他送到这里来然后又丢下不管，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根本不能达到培养孩子成才的目的。
如果孩子有能力又自觉那去什么学校都无所谓；如果孩子本身不够自觉或者能力不够，那他在普通中学读书也许会更好。因为，普通中学对于教育水平一般的学生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对学生的行为规范约束得比较严格，教学进度也与学生的能力相匹配。而我们学校进度快，难度大。教学要预留很大的空间给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绝不可能手把手地教。一个数学问题，可能会有几个同学听不明白，但老师不会再重复讲，因为有更多的同学已经不耐烦了。有些学生，他在行进快速的队伍里会跟着越走越快，但也会有学生跟不上，越来越掉队。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家长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
有些家长家庭是很困难的，他指望交几万块钱，孩子读上好初中，日后就可以考上好高中，然后是名牌大学，那么节衣缩食凑的三万八也就值了。其实孩子的发展不能这样预想的，选初中一定要根据孩子本身的性格和能力来选。
报考名校所办的民校，很多家长都是冲着名校的师资去的。在他们看来，学校的名称和属性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在师资力量上。
说实在，哪一家名校都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的骨干老师放到民校的。我们学校都是初中的老师想上高中，民校校区的老师想进校本部。因为高考才是名校的命脉所在，真正的骨干老师都会待在校本部教高中，而且在校内也备受尊敬。
去到民校那边的要么是资历浅要锻炼的年轻老师，要么就是返聘已经退休的老师。还有就是不能胜任高中教学的老师也会被学校放到民校去。这就是所谓的名校骨干教师。再有的就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老师，跟我们校本部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些老师在民校教师中居多数。我并不是说这些任教的老师就一定不好，而是想让大家知道：根本就没有必要迷信名校的牌子，说穿了，名校所办的民校其实就是一间很普通的学校。
因为是民校，学校为了招生顺利，教学抓得很紧，因为生源就是钱源。成绩不好，学校会找老师谈。家长对老师有意见，学校也会找老师谈。教学压力之大可以想见。学校对从社会上招聘来的老师许诺，如果做得好，可以将民办教师转为我们公办学校的教师，可以进入校本部。这个承诺，对民办教师来说极具吸引力。可以转正的名额有限，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招聘来的老师却越来越多。所谓僧多粥少，正因为如此，老师之间关系紧张，几乎到了彼此不说话的地步。学生学得好，这个老师的地位才稳固。职业的压力就这样转嫁到学生的头上了。
我自己带的学生是交赞助费进来的。但学生还是认为自己是考进来，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划分出去。系出名门总是令人骄傲些。有一次，我在班上讲：“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出乎我的意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引来学生的欢呼。也许学生们已经太习惯以分数论英雄了，分数的高低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可以决定他们的“好”和“坏”。欢呼声落下，看着下面一张张天真的笑脸，我感到心酸。。
以前有一个学生，我们叫他“小东”。刚入校的时候他真是个快乐的孩子，整天都是笑嘻嘻的样子。他要求发言的时候，很着急，于是站起来；怕被老师责怪，于是又坐下去。整一节课就这么坐立不安的。慢慢地，他的问题就来了：好动，坐不住；粗心，贪玩，作业写的是一塌糊涂，你说他，他只是东张西望地笑。初中的课程虽然不像高中那么紧，但是为了保持在市里面的领先地位，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学校对老师的要求是：每一节课都应该能解决一个问题，每一节课学生都要有收获。初中生本来就好动，出个小插曲什么的环环相扣的四十分钟就浪费了，教学任务也就完成不了。小东那种自由散漫使得各科的老师都有意见。
小东的妈妈出了国，爸爸工作没日没夜地忙，只有一个老奶奶看管他。像他这种情况在年级里是很普遍的。我班里有好几个学生都是一个人和佣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一个星期也见不着父母一回。你想找家长谈，学生会说我也想找他们呢。办了这个民校，我才知道，有钱人是这么多，有钱人的孩子是这么可怜。
小东只是个孩子，你训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委屈，一屁股坐地上蹬脚捶手，还会落下两滴眼泪。到了初一下学期，全年级的老师包括实验室，都知道我班里有小东这么一号人物了。为了避免麻烦，很多老师都不爱提问小东，他们只要求“你好好地给我坐着。”开始的时候，小东还不乐意。后来，他就频频要求上厕所，因为实在坐不住。有的老师本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好，现在就会觉得他故意捣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小东不听课了，他以前虽然闹，但眼睛总是盯着你的，现在，我在讲课的时候找不到他的眼神。小东有时是在睡觉，有时会看漫画，有时呢，什么也不干，只是发呆。无论如何，他对课堂没有兴趣。可我不能太多地提醒他，因为讲课是有进度的。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成绩已经跟不上了。
有一天中午，小东没有回班上，我以为他又去流连网吧了，很生气。等他回来我问他，小东说他在外面溜达。小东去了坐地铁，一站一站地坐过去，又一站一站地坐回来——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无所事事。因为不想看到同学利用午休时间复习功课，因为回家会听到奶奶的唠叨，没有地方可以去。炎热的天气就像这少年的心情，焦灼而无奈。我看到他神情漠然的脸上还有点点的汗珠，突然觉得很惭愧
不会有哪个学生存心要放弃自己的学业，我们所看到的顽劣、任性都自有它背后的原因，那都是社会和家庭问题在孩子身上的折射。孩子应该在适宜他生长的土壤中成长。给他所需要的阳光和水，每一棵树苗都可以很茁壮。
现今的教育在它的供求双方看来，一方是将之当成一宗生意来谋求利益，另一方希望教育可以提供晋身更高阶层的途径。教育已与利益密不可分，它原有的意义被遗忘了。教育原意是要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在我看来，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关注人的发展应该被放在第一位。怎样考得好和怎样学得好是两回事。升学率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两回事。孩子的健康成长和他日后的前途也是两回事。可是现在教育的双方却因为功利的目的而一拍即合。家长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把孩子送进名校，每个人只要想想自己的心情，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今天名校变得这样高不可攀。我作为一名重点中学的老师，在社会上有时会受到出乎意料的礼遇，这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这只能说明，有很多人他们对名校有所求。当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本身，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物质要求。那教育与它的对象——学生——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健康良好的发展。
我怀着真诚的理想选择了这份职业。我相信先贤所说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但在现实中，我发现做不到。
基于以上原因，我给你们写信，希望社会和家长面对名校时多一些审慎和思考，不要一味追风。
中新网3月11日电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海基会董事陈长文10日发表辞职声明，不满阿扁“终统”，指海基会已失去成立本意与功能。
陈长文在声明中陈述了辞职的原因，包括海基会已失去成立本意与功能；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与名誉董事长孙运璇相继辞世，令他对海基会已无依恋期待；“国统纲领”已终止适用；提出的多项建议石沉大海等。
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游盈隆证实，海基会已经于10日傍晚收到陈长文辞呈。海基会董事长张俊雄则表示，将对陈长文予以慰留。
中新网3月11日电据贝尔格莱德B-92电台11日报道，正在海牙前南战犯刑庭受审的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已经死亡。
报道称65岁的米洛舍维奇是周日早晨在海牙其被关押的监狱中被发现死亡的。
但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一名官员在荷兰首都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一消息。由于消息尚未向媒体公开，该官员并没有透露姓名。
米洛舍维奇因反人道罪行被移交荷兰海牙的前南战犯国际法庭，2002年接受审判。
中新社北京三月十一日电题：两会访谈：吴祖强：中国国家大剧院到底由谁来管？
此次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由吴祖强、王蒙、刘忠德、翟泰丰、高占祥、艾青春、潘震宙及不少著名艺术家和非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合提交的提案是《尽快明确国家大剧院的性质、主管部门和运营方案》。
据相关资料介绍，酝酿了半个世纪的国家大剧院，总投资达二十六点八八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是“十五”期间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
“大剧院自二OO一年正式开工以来，完工期限一再推迟。即使国家大剧院二OO七年能够交付使用，现在也应该尽快明确大剧院的宗旨、性质、任务，明确其主管部门和体制、管理方式、运营模式、国内院团剧节目的准备、国际一流院团演出节目的联系、谈判、签约，以及招聘并培训运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使国家大剧院安全、有序、顺利地进入良性持久的运行轨道。”提案中提到。
目前大剧院的运作机构是业主委员会，原来还聘请的有关建筑、设备和艺术专家组成的三个委员会协助工作，但这些部门和将来的运营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运营筹备工作都迫在眉睫。按国际惯例，如果邀约著名表演院团前来演出，必须提前两到三年签约，即使是国内的院团也需要充分的时间做准备。
令吴祖强及各位委员着急的是，“大剧院开幕后首期演出的具体剧目、曲目的策划，包括各剧场的揭幕演出，均无眉目。”